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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事实，讲科学，不要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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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梁志平《水乡之渴：质环境变迁与饮水改良（1840—1980）》
十几年前，曾有好几年时间，我曾为历史地理学的研究现状和前景深感忧虑。
从1934年顾颉刚和谭其骧两位先生在北平发起成立“禹贡学会”
，也就是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历史地理学成立（今年正好是80周年）以来，前面差不多六七十年，中国历史地理学界所做的工作，基本上就是在实现“禹贡学会”
的理想：将传统的沿革地理改造成现代的历史地理，编辑一套历史地图集，编纂历史地名辞典，等等。
虽然说，实际取得的成就之高，一些大型学术基础工程的质量之好，远远超出了当初“禹贡学会”
成立时的设想，但从问题意识、学科理论、研究方法诸层面，这些工作都在“禹贡学会”
时，顾（时年41岁）、谭（时年23岁）诸先生所预见的范围内，并无革命性进步。
相反，倒是一些具体工作的目标越来越低。
就著作、论文的选题而言，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三位先生，一出手都带着“国”
字，或者“学”
字。
如谭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侯先生的《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而史先生在年轻时就曾与顾先生合著过《中国疆域沿革史》。
这样的工作，光看题目就令人神旺。
稍后，他们指导的头几批研究生在论文选题时，还多有泱泱大国之相，如葛剑雄先生的《西汉人口地理》，周振鹤先生的《西汉政区地理》，每人能做一个断代，或一个时段较长、范围较大的地区。
再后来，等这一辈学者的学生出来，那就公侯伯子男，每下愈况。
题目的限定词越来越多，研究时段越来越短，区域越来越窄（甚至小到县、乡级也不稀奇）。
这样从积极面来说当然也算在进步，毕竟思维越来越细密。
然而就整个学科而言，不能不承认其内在活力在下降。
意味着找不到激动人心的新题目。
长此以往，真不知将伊于胡底。
志平来跟我读研时，我正处在困惑的极点。
为了表明不甘心走前人的老路，我建议他研究清代长三角的学额。
这项工作写了近10万字，加上他后续的一些研究，去年已由漓江出版社正式出版。
稍后他跟我念博士，我就跟他一起分析：继续做学额，肯定能出成果，相对较保险；而如果想有一些新的发展，有个选题是长江三角洲的水质环境变迁。
这个题目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且尚未有人深入探讨；但其难度也显而易见。
令我不无意外的是，志平稍作思考，毅然选择了新的挑战。
实话说，当初志平决定做这个题目，我对他能做到何种程度并没有把握。
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其中牵涉到不少化学、生物学、生态学甚至环境工程方面的专门知识。
资料分布极为零散，从未有较大区域范围的统计；晚清以前的资料都是日常生活感受，缺乏科学意义的描述。
如何将这些不同时代、不同地点、不同来源的资料纳入科学讨论范畴，在彼此间建立起可比性，首先需要在科学上对各具体地域水质环境变迁的规律有一个较深刻的认识，以此为基准建立起一个参照系，然后再对史料中的具体情形进行细致入微的考证。
这一过程中需要建立一套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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