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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中叶以后，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成了谭先生的主要工作。
这项任务耗费他前后20多年。
1975年以后，又加上主编《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直到1978年中风。
在这期间，他连论文都写得很少，哪里顾得上去研究历史文化地理。
1979年以后，前述两项工作基本上大功告成，他渐渐地可以腾出部分时间撰写个人著述，但此时他渐入老境，精力大不如前，当务之急是要将数十年间积累的一些学术发现赶紧写出来。
因而直到80年代中叶，他的一些重要论文差不多都是之前主持编图工作的附产品。
上述那篇《中国文化的时代差异和地区差异》，其实是他1986年1月在复旦主办的国际中国文化学术讨论会上做的报告；要是没有这样一个机缘，他何时写、会不会写这样一篇文章恐怕都在未定之天。
好在此时已恢复研究生招生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为老师延续慧命。
1982年，他在给研究生授课时指出，如果把《汉书·地理志》中的“风俗”
篇与《隋书·地理志》中的“九州风俗概述”
加以比较，阐明汉魏南北朝时期各地区文化的变迁，这里面是大有文章可做的（见卢云：《汉晋文化地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绪论第6页）。
受到这一启发，卢云便选择从事历史文化地理。
1985年撰成《汉晋时期的文化区域与文化重心》一文，通过硕士学位答辩。
该文主要对汉晋时期的人物、著作等各项文化指标加以统计，然后阐述分析。
之后又扩展到婚姻、宗教、音乐三个要素，于1987年撰成《汉晋文化地理》，通过博士学位答辩。
这是首例专攻历史文化地理的硕士、博士学位论文。
尽管卢云在工作过程中附加了很多个人的独创，并没有完全按照谭先生的指示亦步亦趋，但通过谭先生的出题方式，可以看出谭先生思考历史文化地理的第一个特点：他不像一般人那样，汗漫无归地认为这也是文化，那也是文化，这也可以做，那也可以做。
在他概念中，做文化地理研究，应该先抓住一个区域的总体特征，然后进行扎实的论证。
三年后，我来报考他的博士生，面试时他对我说，如果我能考上，那就做一个与卢云相对称的工作。
卢云学历史出身，他的工作是在时间上截取一个断代，空间上包括全国；我学地理出身，就应该在空间上选一个区域，而时间上做通代。
这样相当于做两个抽样。
卢云做的是一个时间的抽样，而我则做一个空间的抽样。
鉴于我来自湖南，他建议我以两湖（湖南、湖北）为区域。
入学后，考虑到这样一个选题工作量太大，不容易把握，我曾跟他探讨是否可以缩小选题的时空范围，而他却始终坚持认为，工作量太大可以延期毕业，而这样一个时空范围不应改变。
更有意思的是，我硕士论文做的是《南北朝佛教地理的初步研究》，来投考前，好几位老师说这个选题完全可以做成一篇博士学位论文。
入学面试时，我向谭先生请教，他不假思索地说，这个选题对于整个中国历史文化地理的研究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
可见在谭先生的价值体系中，研究历史文化地理，最重要的是要落实在区域上，抓整个区域的综合性特征。
一些单要素的部门地理研究，即使是像宗教这样公认的文化主导因子，其重要性也还是要等而下之。
区域性、综合性，这是地理学最本质的特性，也是检验一个学者是否具有地理学思维的试金石。
谭先生作为一个学历史出身的历史地理学家，能具有如此本色当行的地理学思维，这不能不说是一般人望尘莫及的思想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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