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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学术的诚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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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逸麟先生与中国历史地理学
在邹逸麟先生近出的论文集《椿庐史地论稿》(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的封面,细细地印着一段耐人寻味的文字:
学术大厦本来是一代人一代人累积起来的。
我们这代人研究的内容、水平和一些观点、想法,不论其价值如何,客观上反映了这一时代的学术背景。
因而留给后人作为学术史来读还是有一定意义的。
这段文字出自该文集的自序,本来是用以说明该文集的编辑缘起,现在将它摘引出来放在如此显要的一个位置,笔者玩味之余颇受震撼。
无疑,它言说着的是一代学人欲说还休的辛酸和无奈。
《椿庐史地论稿》(以下简称《论稿》)是邹先生在年届70之际编定的平生第一部论文集。
众所周知,很多他学生辈的学者早在几年前已纷纷推出了个人的论文集,有些人还出版了好几种之多;然而,作为一个长期带领后辈冲锋在学术第一线的学者以及学术领导者,却从未得到过那种出版个人论文集的机会,——他尚且如此,他的同辈人更可想而知。
以致在这本《论稿》出版之前,他的前辈早已有集,他的后辈也已陆续有集,唯独他们这代人却很少结集。
这里面有一个普遍性的偏见:很多人以为这代人的学问无足观。
理由是,这代人自50年代迈出校门,便不断遭遇各种政治运动,到“**”
时更是索性中止了业务学习。
先天既有所不足(念完本科就到了头),后天又发育不良(进一步的深造机会干脆就缺乏),在这样的环境中蹚过来的一代学者,其总体成就自然难以令人抱过高期望。
确实,这代人被耽搁的时间太多了。
以邹逸麟先生个人而言,从1963年到1974年整整12年的时间里,也就是他28岁到39岁的人生黄金时段,没有发表过一篇文章。
邹先生在这部《论稿》的自序中沉痛地写道:“在这十二年里我没有写出过一篇东西,大家随便翻翻国内其他一些学者的著作目录,就可知这是我国大多数学者普遍的现象。”
但应该指出,这并不是那一代学人特有的境遇。
凡经历过那一时代的,无论老辈(新中国成立前已成为学者的),还是稍晚一辈(恢复高考后经过研究生教育而成为学者的),都相应地被割去了生命中那段不短的本应该用来做学问的时间。
应该说,邹逸麟先生还算相对比较幸运的,尽管他和他的同时代人曾共同经历一个不幸的时代。
他1956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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