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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眼光是值得肯定的。
但美中不足的是，《嫁妆》中关注的清代阶层只有两个：“富家大户”
“一般人家”
（第15页），或“贫家”
“富家”
（第63页）。
虽然著者的观念并不止于此，如第一章讨论嫁妆规模时曾提到皇族、官员、商人、妓女；稍后又列有“各地嫁妆的等次差异”
一表（第57～61页），资料中呈现出“普通人家”
“中等人家”
“富者”
的分别；第五章第二节谈嫁妆对婚姻的负面影响时又列有“贫家陪嫁举例”
（第237～239页）、“中产之家嫁妆情况”
（第240～243页）两表；但著者并没有建立对清代社会分层的类型概念。
笔者推想，上述各处叙述出“中等人家”
和“贫家”
等，似乎是迫不得已，因为资料本身已区分明白；一旦脱离资料的羁绊，著者便只挑出其中的富者，甚至根本连贫富都不予理会，一律进行均质化处理。
例如，第五章第一节分析嫁妆对婚姻的促进和维护作用时，只有一个个案例，并无社会分层意识。
而且，《嫁妆》中呈现的地域差异和阶层差异，著者基本上是分开考虑的。
尽管也曾出现“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的家庭所筹备的妆奁也不相同”
（第57页）的断言，但在具体分析中，讲地域差异便不讲阶层差异，讲阶层差异便无视地域差异。
从来没出现讲地域时考虑阶层，讲阶层时又顾及地域的立体思维。
例如，第三章第二节讨论奁田，应该说这是很典型的对同一社会阶层的分析，但其中没有引入任何地域性的讨论。
尤其令笔者惊讶的是，在第一章整体描述中，著者居然得出了一个普适性的推论：“清代中等规模嫁妆的标准，应在白银100两至200两之间。”
（第33页）具体而言，就是“将100两至120两银子左右的嫁妆，算做清代前、中期中等规模嫁妆的标准”
（第32页）。
其资料依据有二：一是康熙曾恩赏41位因贫而无法出嫁的宗女每人100两银子以备嫁妆；二是乾隆曾赐宗室贫困者每人120两银子以为妆费。
至于晚清，由于在《曾国藩家书》中找到了“以二百金办奁具”
的文本，毛博士即认为：“如果将物价或婚嫁花费行情上涨的因素考虑在内，曾国藩时代的200两银子应与康熙时期100两银子的嫁妆相差不大。”
（第33页）
笔者不能不认为，这一推论是缺乏科学价值的。
首先，“中等规模”
这个概念即有待商议。
是富人的中等规模、穷人的中等规模，还是全社会的平均值？如果再加上地域因素，这个规模又该如何变动？皇帝给宗女赐妆奁费，太奢或太俭都不至于，那么参照的是富人的中等规模，还是穷人的中等规模，还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一个规模呢？恐怕是个问题。
笔者认为，应该是在全社会大多数人的中等规模之上的。
乾隆《临晋县志》载：“临之聘，必以银，率二十四两，或有上下焉。”
这是当时人的记述，其数值与上述乾隆帝赐妆奁费的120两银子相去4倍之多。
曾国藩所言“以二百金办奁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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