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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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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历史，80多年来，基本上走了一个“之”
字形。
1934年，顾颉刚先生与谭其骧先生发起成立禹贡学会时，提出要将传统的沿革地理改造成为现代的历史地理学，当时急需的是地理学的技术手段和思想资源。
抗战中，史念海先生在重庆与顾先生讨论历史地理学该如何发展，顾先生指出当务之急是要向地理学学习。
显然出于同样的考虑，抗战后侯仁之先生留学英伦，学的就是源自地理学的历史地理学。
50年代，在侯、谭、史三位先生的引领下，主要在地理学的支撑下，历史地理学得到迅猛发展。
可以说，直到这个时期，沿革地理向历史地理的转变才真正实现。
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各主要分支渐次展开。
历史地理学与沿革地理的第一道分水岭是研究范围的变化。
沿革地理作为传统史部的一个门类，基本上只研究历代疆域政区沿革，此外虽兼及都邑、河渠，但并不占重要地位。
历史地理学作为现代地理学向后的部分，它的观念结构是按照地理学的思维体系展开的。
很多沿革地理不涉及的重要领域，如历史自然地理、历史经济地理，在50至60年代，开始成为历史地理学引人注目的骨干组成部分。
第二道分水岭是研究精度的变化。
沿革地理研究的目标是知其然，而历史地理的研究则要知其所以然。
谭先生在《长水集》自序中提到其1962年发表的《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他自以为这才是一篇够得上称为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论文，原因就是其中包含了关于黄河历代河患原因的探讨。
事实上，即使疆域政区研究，研究精度也发生了革命性变化。
沿革地理虽然研究疆域政区的历时性变化，但它只关注单个政区，而并不在乎同一时间层面上各个政区的并列状况。
1955年，谭其骧先生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采取对每个朝代设置标准年的做法。
这就将传统的疆域政区研究提升到了政区地理的高度。
然而，从50年代到70年代，历史地理学迅猛发展的背后并不是没有问题。
1979年6月，中国地理学会在西安召开“**”
后第一次历史地理学术会议，会议后期各单位提出近期的研究计划，当年禹贡学会会员、时任中国地理学会副理事长的郭敬辉先生在闭幕式上说：“历史地理学的规划，在科学院不好列入。
科学院主要是自然科学，国家科委也是自然科学。
这个学科多数研究领域属于社会科学，应纳入社会科学的规划。
希望历史所的同志回去反映一下，如能在社会科学院内建立一个历史地理研究所，一些事就好办了。”
（《中国地理学会全国历史地理专业学术会议会刊》，中国地理学会1979年版，第10页）可见在当时主流地理学家的概念中，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并不完全是地理学的事，还牵涉到与历史学及相关人文社会科学的互动。
80年代，在文化复苏的大背景中，历史地理学出现了短暂的与史地两界均保持互动的良性局面。
进入90年代，单一的学科管理模式从体制上切断了历史地理学与地理学的联系，导致其发展出现了向历史学一边倒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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