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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独立不羁的精神早在取得集体的自由以前就存在了。
（[法]斯达尔夫人：《论文学》，徐继曾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五、王本朝论中国现代文学制度
现代的文学制度与西方的器物、思想和文化导入中国的过程大致同步，它在进入中国社会和历史语境的过程中，也产生和纳入了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系统，并作为新思想、新观念诞生的温床不断改变和创造着文学现代性的话语系统。
文学制度与自晚清以来导入中国的新式学堂、船政、邮电、印刷、铁路、银行、矿务等制度形式一样，都是中国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所建立的制度态，文学制度与新式学制、印刷、出版和邮政制度的建立都有相当紧密的联系。
文学制度使中国文学超越了个人心灵的想象和独语状态，走向生活化和社会化的价值取向，形成面向时代、介入生活、干预社会的新传统。
文学制度研究主要追问文学是如何被创造和形成的。
文学制度有一个逐渐形成的过程，它参与了文学意义的生产与消费。
以前的文学史研究，多注意甚至是只注意作家和作品本体，忽略了文学意义的生产机制。
阿尔修塞和福柯都认为，任何一个主体和意义都是由他们所不能控制的过程所“建构”
的，文学也一样，它的意义并不完全是作家的情感想象和作品的语言意义，而与整个社会环境、文学生产和传播方式、文学的阅读和评论机制等都有诸多联系。
所以，文学制度研究可以称之为文学的“过程研究”
和文学的“生态研究”
，或者用马克思的话说，是文学意义生产的“关系研究”
。
马克思认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
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文学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文学的意义过程，从作家到作品，从传播到评论和读者的接受，形成了多重文学关系和文学结构，它们都参与了文学意义的创造和建构。
中国现代文学制度是在晚清以来中国社会历史和文学的现代化过程中被“创制”
起来的。
它牵涉到文学社会化过程中的文学资源的配置，文学读者的分层以及文学传播与流通的媒介等等。
文学制度的意义与局限都是非常明显的，值得进一步思考。
布迪厄认为艺术场是一个“相互矛盾的世界”
，是“反制度化的制度形式”
，“相对于制度的自由就体现在制度本身”
。
文学与制度有矛盾，一方面，我们可以说没有文学制度，也就没有现代的文学，文学制度给文学提供了生成空间和生产场所；另一方面，文学制度也不断限制文学的自由与个性，这也是文学制度的悖论。
从五四新文学社团组织和文学传播机制的建立，到三四十年代已具相当规模的文学批评、出版和奖励等制度形式，文学生产日益被制度化的同时，文学意义也就逐渐受到规范和限制。
完善而合理的文学制度既可以为文学发展提供开阔的社会通道，也容易导致文学的日趋僵化与死板，文学的制度化显然有很多弊端，如对文学审美本体的忽视而造成文学经典的缺失，文学制度与政治权力的难分难解也使文学的独立性有所丧失。
（王本朝：《中国现代文学制度研究》，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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