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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有些人在识别飞行中的鸟类时，并不清楚各种鸟类的飞行特征。
还有一些人更聪明，他们知道鸟类每隔多长时间拍打一次翅膀，因为他们可以用手模仿飞行。
当智力水平进一步提高时，就有可能用语言作出正确的描述。”
假设在重要的刑事案件中，有几个教育程度和智力水平不同的人分别作出陈述。
我们假设他们都想陈述事实真相，还假设他们对案件事实进行了正确的观察和理解。
然而，他们的证言将大不相同。
随着智力水平的提高，“模糊潜意识”
的影响程度也会提高，他们的陈述和解释将更加肯定，他们将单纯的断言变成有序的感知和客观的陈述。
但是，我们通常会犯这样的错误，即将证据的多样化归因于观察角度差异或者故意说谎。
要想实现各类数据的一致性，或者确定各类数据是否具有一致性，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最常规的做法是，将较为混乱的证言与最聪明的证人的证言进行比较。
一般说来，任何一个对事物有潜意识感知的人，如果能够得到某种表达方式的帮助，都会很乐意把这种感知表达出来。
但是，这种暗示也存在巨大的风险，因此，只有在极特殊的情况下才能提供这种帮助。
最好的办法是帮助证人逐步获得所有的证言，同时注意不要进行暗示，从而形成不同证人证言的一致性，尽管这些证言受潜意识感知的影响而看起来存在矛盾。
进一步讲，我们应当原原本本地听取证言，不要加以改变。
随后，当大量证据汇集起来，案件事实逐步清晰，就可以仔细审查证据，进而判断那些智商不高的证人是否因为缺乏表达能力而提供不同的证言，还是因为他们事实上感知到了不同的事物，据此提供不同的证言。
当证人是特定领域的专家，并就该专业领域作证时，就需要引起法庭的注意。
我相信，如果认为这些人一定是最好的证人，这种想法是错误的，至少是一种不当概括。
本尼克也得出了类似的观察结论。
“化学家观察一种化学过程，鉴赏家鉴赏一幅画，音乐家聆听一首交响乐，即便这些人的观察比普通人更加专注，但普通人的实际注意度可能更强。”
具体到司法领域，我们只需知道专家的判断必然强过外行的判断；然而，专家的理解通常受到专业规则的限制，并不十分全面，也容易受到偏见影响。
每一位专家，尤其是认真对待自己的工作时，就会倾向于投入更多精力关注与本专业领域相关的事情。
此种情况下，他们就会忽视在法律领域重要的事情，这一点几乎在所难免。
我记得一起案件中，一位热心的年轻医生目睹了一场蓄意杀人的伤害案件。
他看到罪犯在一家旅馆里用一个很重的瓷盘威胁被害人，这个医生就想：“顶骨这里可能被打断了。”
当他在考虑这样用力一击的外科后果时，事情已经发生了，医生没有看到伤害行为是如何进行的，以及被害人是否拔出刀子等。
同样地，在一次涉及撬开桌子抽屉行为的案件中，最糟糕的证人就是那位橱柜制造者。
他感兴趣的是抽屉的固定方式和木头材质，对于重要的法律问题，例如抽屉如何被撬开，作案工具留下哪些痕迹，几乎没有任何评价。
我们大多数人都有与专家证人打交道的这种经历，而且我们大多数人还注意到，他们经常提供虚假证据，因为他们基于自己的兴趣来看待案件，并且深信案件情况一定符合他们的行业规则。
无论案件实际情况如何，他们总是加以调整改变，从而使之契合自己的理解。
根据埃克斯纳的说法，“潜意识感知”
在所谓的定位方面扮演着另外一种角色。
如果有人能够对自己进行定位，例如，在任何时候都能清楚自己的位置，辨别基本的方向，就应当知晓这一事实，即当他作为证人时，他所掌握的信息应当表现为不同的形式，并承载不同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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