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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任何一本医学教科书都会告诉你，吗啡的瘾君子和可卡因的受害者都具有很强的光学错觉倾向，这是因为他们常常受到毒品的折磨。
如果这类疾病发展到严重的程度，医生应该一眼就能认出这些人，但外行并不能快速地做出判断。
他将得出这样的印象：自己正在处理一个非常紧张的无效事件，而不是和一个受光学错觉影响的人打交道。
所以，我们很少遇到了解这类人的证人，当然也不知道他自己就是这样子的。
一位非常著名的眼科医生希姆莱首先进行了这样的观察——在视网膜的病变应激性中，每种颜色都处于一种高光的色调。
明亮的黑色看起来呈现蓝色，蓝色看起来呈现紫色，紫色看起来呈现红色，红色看起来呈现黄色。
视网膜的麻木颠倒了视觉效果。
迪茨[70]讲述了病人在患有轻微消化不良之后出现的色彩错觉。
福德雷认为，癔病患者会把一切都颠倒过来，他和霍普[71]说：“如果视网膜的视杆细胞和视锥细胞的顺序受到炎症感染的影响，那么视力的平衡性就会改变，物体的大小、形态或外观都会发生变化。”
当然，刑事专家在检查证人时，不能察觉到轻微的消化不良、微弱的癔病或视网膜发炎的区域，然而，像上述这样的错误观察可能对案件的判决产生一定的影响。
如果缺少这种不正常的情况，那么光学错觉的原因就属于另一种性质。
通常，当视网膜、运动感和触觉之间的交流中断时，或者当我们的视网膜图像的变化慢于我们身体或眼睛的运动时，就会产生光学错觉。
这种缩减是不知不觉的，以至于我们会把物体的概念和它的条件同等看待。
同样，毫无疑问，当我们用固定的视角观察人时，其运动速度似乎比我们用眼睛跟着时更快。
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可能如此之大，因此，在刑事案件中，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确定某些行为的速度时，值得去问一下这个事情是怎样被看到的。
费奇纳已经对一个老生常谈的事实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即地面上的东西在我们乘车飞驰而过时似乎也在奔跑[72]。
这一事实可以与另一件相比较，当你从一座低矮的桥上直接看到快速流动的河水时，水似乎突然就会迅速地向上游移动，虽然河水看上去并非静止不动。
在这里，一些未知的因素在起作用，可能会对许多其他现象产生相当大的影响，而我们却无法观察到结果。
除了这一类之外，还有一种不寻常的现象，从火车上看物体看起来特别近，因此显得比它们实际上要小。
然而，反过来可能是正确的。
物体看起来更小，或者至少更短，而且由于我们习惯于把物体的尺寸缩小归因于与它们之间的距离，我们认为后者是错误的。
有很多事情是肯定的——每当我们自己处于快速运动时，就会对大小、距离甚至颜色做出错误的判断。
最后一种原因可能是，在快速运动的过程中，颜色可能出现融合的情况，绿色和红色变为白色，蓝色和黄色变为绿色等等。
我相信，随着自行车的普及，所有这些错觉都会增加，因为许多的观察是在迅速运动的车轮上进行的，而且这样的运动会大大地增加错觉。
关于动作方面的差异，斯特里克[73]说：“如果我仰面躺着，看到一只鸟在蔚蓝的天空中飞翔，虽然没有什么参照物可以比较，我也会认出它的品种。
这不能用视网膜的各种细胞受到影响来解释，因为当鸟停下来的时候，我的眼球转动了一下，我知道鸟并没有动。”
最后一个论点是不对的。
如果这只鸟站在树枝上，我知道尽管我所有的枕骨都在活动，鸟也是静止的，只是由于我感觉到并且观察到鸟没有动。
然而，如果我采取与斯特里克相同的仰卧姿势，看到我的头顶上有一只鸟，它在空中一动不动地静止了几分钟，然后我转过头来，就不会知道这只鸟什么时候开始动了。
在这里，我们对日常规则的看法也不例外，我们总是说，从任何位置发出的光线逐渐接触视网膜上的各个细胞时，就是所讲的光学感知运动。
因为这个过程发生在我们处于运动的状态下，以及物体处于运动状态下，碰巧我们还不能确定运动的位置，就不能说是我们在运动，还是物体在运动。
当然，在运动过程中出现错觉图像的可能性是众所周知的。
如果我静静地坐在森林里，隔着一段距离看到一块石头、一块木头或一堆枯叶，等等，也许是出于某种幻觉，我把它当成一只蜷缩的刺猬，当我看着它的时候，我可能是如此确信这个物体的本质，以至于我看到了刺猬是如何伸展身体，伸出爪子并做出其他动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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