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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应当谨慎地提及这些犯罪信息，连带提及预期的秘密，进而提升秘密的重要性。
如果证人认识到，他一旦公开秘密就能提供重要的事实，令人惊奇的结果将会随之而来。
相对更为重要的秘密就是某人的罪行，以及与之相关的极具暗示性的供述；被告人供述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心理现象。
[19]在许多案件中，被告人作出供述的理由显而易见。
罪犯认为，现有证据已经非常充分，他即将面临被定罪的结局，进而通过供述来寻求从轻处罚，或者希望通过更加详细地叙述犯罪事实，让其他同案人承担更重的罪责。
此外，供述中还包含着虚荣的成分，例如一些年轻的农民供认的盗窃数额远远大于他们的实际盗窃数额（通过观察他们供述犯罪时的夸大其词，很容易识别这种情形）。
还有一些供述源自谨慎和防卫等心理，例如基于“坚定确信”
的供述（常见于政治犯等情形）。
此外，还有基于崇高目的、为拯救亲密朋友而作出的供述，以及旨在进行欺骗而作出的供述，特别是在预谋犯罪和意图争取时间等情形（例如为真正的罪犯逃跑争取时间，或者为了破坏既定目标）。
在后一种情况下，通常只有当犯罪计划已经成功实施，被告人才会认罪；随后，法官吃惊地看到被告人提供的完美的犯罪时不在现场的证明。
有时，被告人之所以会承认一些轻罪事实，目的是为其他重罪事实提供犯罪时不在现场的证明。
最后，还存在天主教徒[20]以忏悔方式作出的供述，以及临终供述。
前者的特点是，被告人自愿作出供述，并不试图减轻罪行，而是为了弥补过错，即便自己发现过错难以弥补；有的甚至希望进行特殊的补赎。
临终供述可能带有宗教色彩，或者是试图避免无辜者遭到惩罚或者再次伤害。
尽管前文列举了许多类型的供述，但并未穷尽所有的类型。
这些只是我们在司法实践中遇到的很小一部分供述而已，还有许多类型的供述尚未得到充分的认识。
米德迈尔[21]早已对这些供述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且援引了许多与该主题相关的案例和传统研究文献。
一些案件中，被告人之所以作出供述，可能是迫于良心的压力，特别是当被告人头脑中充斥着被害人鬼魂前来复仇的臆想，进而陷入歇斯底里或者紧张焦虑的情形，或者被告人耳中始终回响着偷盗而来的钱币叮当作响的情形等。
如果供述者仅仅试图摆脱这些令人困扰的臆想，以及供述将会导致的刑罚，就不属于良心发现的范畴，而不过是一种伴随异常想象的疾病而已。
[22]不过，当不存在这些幻象和宗教影响，被告人仅仅是基于压力而主动供述，就属于良心发现的情形。
[23]我并未发现人的本性中与这种供述类似的成分，即尽管这样做对被告人没有任何看得见的好处，但是他仍然选择作出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供述。
我们通常很难对此类案件作出合理解释。
一种可能的解释是，被告人仅仅是由于愚蠢或者冲动而作出供述，还有些人只是简单地否认这种供述的存在。
不过，被告人天性愚蠢这种说法很难为实务工作者所认同，因为即便我们赞同，有些被告人先是愚蠢地作出供述，随后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进而非常后悔，我们仍然发现许多被告人并不后悔曾经作出供述，而且他们的智商并不存在缺陷。
同时，简单地否认此类供述的存在，这种做法看似简便，却是错误的，因为我们都会接触到许多案件，其中难以查明被告人供述的动机。
被告人之所以作出供述，就是由于他们想要这样做，仅此而已。
在普通人看来，只要被告人作出供述就万事大吉，但实际上对法官而言，严肃的工作才刚刚开始。
基于审慎的考虑，所有的法律都要求，只要当供述与其他证据完全一致时，才能作为证据使用。
供述是证明的一种手段，而不是全部。
法律要求供述获得客观的、在证明上补强的支持和确证。
不过，基于相同的法律要求，补强证据的价值应当取决于其所具有的独立的来源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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