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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明君难求，屈原还是心甘情愿展开漫长而艰难的“求索”
历程。
两层身份
明确了理想，接下来就是对理想的追寻了。
在《离骚》中，屈原主要是通过两层身份来实施他的理想追求的。
这两层身份一是男性身份，二是女性身份。
很多读《离骚》的人都对诗中主人公的性别感到迷惑不解，因为在诗中，主人公一会儿似乎是男性，一会儿似乎又变成了女性。
《离骚》既然是屈原自传性长诗，那么整首诗是以男性身份为主体来进行叙述的，这一点没有疑问。
但其中确实也夹杂着不少以女性身份来抒发的情感。
比如这两句：“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
“余”
，也就是“我”
，“我”
是一位美貌贤德的女子，却遭到了别的女人的嫉妒和陷害，这就是典型的女性口吻了。
既然《离骚》中屈原有时会“化身”
为女性，导致诗中的主人公似乎呈现出“性别错乱”
，那对此应该如何理解呢？
其实，男性身份与女性身份的交叉出现，并非屈原的性别意识错乱，而是要体现主人公不同的抒情基调。
也就是说，不同的性别身份对应了不同的抒情主体意识。
《离骚》中以男性身份为主体，对应的是忠诚于楚国的主人翁意识。
屈原既然一开篇就说“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
，说明他有极强烈的身份意识：他是楚国正宗的王室后代，因此他不能仅仅把自己当成是一个在楚国朝廷中谋取功名的臣子；他认为自己和楚王一样，都是楚国的主人，都必须自觉地承担起楚国命运的兴亡盛衰。
他在诗篇中处处流露出对楚王的忠诚，其实他真正忠诚的是自己的国家。
当表现楚国的主人身份意识时，屈原采用了现实的男性口吻来抒情。
至于诗中屈原自比为女性的抒情身份，则是对应忠诚于楚王的臣子意识。
在现实中，屈原是双重身份：他既是楚国的主人，可同时也是楚王的臣子，正是这双重身份影响了《离骚》中抒情主人公的性别意识。
这一点应该不难理解。
任何现实社会中的人都是多重身份的：同一个人，在家里可能是一言九鼎的一家之主，在单位却可能是必须听命于上司的职员；他既可能是习惯了以命令口吻说话的领导，同时也可能是恋人身边一只温顺的“小猫”
……不同的对象、不同的身份意识必然带来不同的处事方式和说话方式。
屈原的身份意识也是多元的。
中国古代较为成熟的政治结构是家国一体，在一个家庭中，男人是主宰，女人是男人的附庸，必须忠诚于男性意志；在一个国家中，君王是主宰，臣子是君王的附庸，必须服从君王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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