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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德国所有的重要将领都不想发动战争——多数在1938年就认为：战争要么不可能，要么不能赢。
到1939年，希特勒的战争意图明朗化的时候，一些高级官员开始悄悄讨论如何夺取政权。
他们形成了自己独立的小集团，彼此交谈时使用暗语。
这些“密谋者”
包括退役的陆军参谋长路德维希·贝克将军，1938年，他无声抵抗，宣布辞职，成为策反者的领袖；冷若冰霜的弗朗茨·哈尔德将军，他跷二郎腿坐的时候，总是在膝盖上铺上一块手帕，以免弄皱裤子上的红色条纹，后来他接替贝克任参谋长；英俊潇洒、精力充沛的汉斯·奥斯特将军，纳粹德国军事情报机构——阿勃维尔的副主任和威廉·卡纳里斯的心腹，每次私下谈话中都称希特勒“那头猪”
；埃尔温·冯·特雷斯科将军，少言寡语的柏林军区司令；思想独立的亨宁·冯·特雷斯科将军，东部战线具有钢铁意志的普鲁士人，对纳粹的暴行深恶痛绝。
他们的文官盟友包括：尖锐的卡尔·弗里德里希·格德勒，原德国物价专员、莱比锡市市长；亚尔马·沙赫特博士，早期德国国家银行总裁、希特勒的经济部长，1937年被迫离开该政权；沃尔夫-海因里希·格拉夫·冯·赫尔多夫，柏林警察局长，与埃尔温·冯·维茨莱本一样身居要位。
吉泽菲乌斯成为这群策反者的核心人员兼海外使者。
在这样一个严格控制的极权主义国家，发动政变绝非等闲之举，充满了变数，让这些曾经制订精密作战计划的德国国防军的“密谋者”
战战兢兢，容不得一丝一毫的意外。
战略要地指挥大部队的将军们不得不在纳粹及其安全机构的严密监视下移动。
吉泽菲乌斯断定，在这个“飞机与无线电时代”
，他们开始的行动不出12小时，就会遭到希特勒无情的反击和镇压。
但要想发动政变，“将军们必须采取行动”
，吉泽菲乌斯在回忆录中写道。
在接下来的四年中，他们表现得非常优柔寡断，而其中最摇摆不定的就是哈尔德。
希特勒在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挪威、丹麦、法国和低地国家的辉煌胜利赢得了民心。
每一次入侵之后，叛军将领都判断政变时机尚未成熟，于是止步不前。
1939年，德军入侵波兰之后，沙赫特、莫尔特克和军队中的其他人以及外交部的其他“密谋者”
开始向西方发出和平试探，但都感受到了大不列颠和美国将信将疑的冷漠态度。
多诺万也对他们提高了戒备，因为珍珠港被偷袭三个星期后，在转发给他的一份备忘录中，有人建议战略情报局应开始为罗斯福政府未雨绸缪，以防止德国或日本假意和平来削弱盟国决心的企图。
但这并没有阻止多诺万集思广益，想要通过诱使柏林提前投降来扭转局势，以削弱轴心国的决心。
1942年3月，他在给一名助手的信中写道：除了让德国人“血战到底外，肯定还有这样或那样的出路”
。
1943年春天，英国和美国的战争策划者准备了一个代号为“兰金”
的应急计划，以备德国的突然崩溃和盟军在欧洲胜利的提前到来。
但人们都没有认真考虑这种可能性，同盟国担心这更可能是肢解联盟的和平阴谋。
斯大林一直担心丘吉尔和罗斯福会从背后捅他一刀，私下与希特勒单独达成协议。
战略情报局所关注的却正好相反——斯大林正在试图策划与德方单独会面。
1943年尾声，德国持不同政见者的和平触角已经开始主动伸向战略情报局局长。
多诺万战前结识的柏林律师保罗·莱韦屈恩致函给他，提议反对党成员将说服德国军队和德国空军指挥官不与登陆法国的盟军对抗，以换取反对派政变后与西方的和平谈判。
多诺万认为这个提议值得深究，但罗斯福没有兴趣。
1943年夏天，当莫尔特克伯爵手持克莱稍集团的和平建议出现在战略情报局伊斯坦布尔站的时候，多诺万更加左右为难。
战略情报局有一个“赫尔曼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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