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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共产主义制度则认为是只有“人人为圣人斯可办到的制度”
。
蒋冯阎大战后，阎锡山落难那两年，更是苦苦思索着这些问题，最后终于捋出了一个头绪。
重新上台后，阎锡山把他捋出的这个头绪写成一本书，叫作《物产证券和按劳分配》。
1934年11月，蒋介石听说山西经济发展形势一片大好，亲自赴晋巡视，看到果不其然，于是向阎锡山探问，一是国事如何处理，以济危难？二是山西建设经验如何能推行全国？
阎锡山捧出一本《物产证券和按劳分配》送给蒋介石，并解释说：“废金银制改行物产证券制，废劳资合分制，改行按劳分配制。
也就是说，开辟造产途径，解救失业恐慌。
在积极方面，以物本位的物产证券，改革金代值的货币，以消弭因物产滞销引起的失业恐慌弊端。
以‘资公有’、‘产私有’的按劳分配，取消私产剥削。
消极方面，指出马克思对现社会病之认识及医治的错误，在思想上彻底粉碎共产主义。”
如果要详细探论阎锡山的这套理论到底是什么、是对是错，何对何错，那恐怕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
总之，阎锡山自己心里明白，就凭他一介武夫，虽然搞出了这套理论，一是难免存在许多说不清楚的伤病之处，二是恐难令天下信服。
正在这时，省政府主席赵戴文给他推荐来一位留德归来的学者杜任之（中共秘密党员）。
这位在马克思老家研究哲学的杜先生听说阎锡山提出了“永久性按劳分配”
的学说，不禁大感兴趣，而阎锡山为使其学说完善化，也极愿请人与他辩论。
杜任之对阎锡山的“学说”
颇多疑问，阎锡山便欣然请杜任之到他的老家河边村一起研究。
两人在河边村进行了三次学术大讨论，杜任之反复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阎锡山学说中的漏洞提出质疑，搞得问题越辩越多。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阎锡山于1934年秋，派张隽轩秘密赴北平，约请侯外庐、张友渔来晋，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
1934年9月，张友渔去到山西之后，北方特科派遣打入张学良“剿总”
的潘东周身份暴露。
11月7日，北方特科成员李光伟、杨青林等20余人突然全部被逮捕。
张友渔回忆说：“徐冰（邢西萍）、温健公在北平待不住，也去太原讲学。”
张友渔说，阎锡山“并不敢用共产党人，只想利用两种人来达到他的目的：一种，曾是共产党员，现在脱离关系的，特别是叛徒；一种，讲马列主义理论，但不是共产党员的学者”
。
恐怕后面一种也不尽然，因为阎锡山知道他们是共产党。
阎锡山曾兴高采烈地说：“我请来一批共产党的理论家，就在河边村讨论我的学说。
我要和他们展开辩论。
他们驳不倒我的学说，就得听从我的主张。
道理是越辩越明，真理终究要战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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