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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500瓶毒药，发给每个基干一瓶，勉励这500基干随他死战到底，杀身成仁。
1949年悄无声息地到来了，华北最大的三座城市北平、天津和太原都在围困中度过了新年。
在此后的日子里，这三座城市的命运成为关注的焦点。
很多人都发现了一个特殊的现象：除了太原守军，守卫北平的傅作义和守卫天津的陈长捷也都曾经是阎锡山的部下，他们都出自民国历史上一支赫赫有名的军事集团——晋绥军。
晋绥军，一段落满尘埃的陈旧记忆，一个让年青人倍感陌生的历史名词。
这支纵横阖捭近半个世纪的地方军事集团，开端于辛亥革命中的太原起义，终结于太原战役的隆隆炮声，对当时的政治和军事形势都产生过举足轻重的影响。
巅峰时代，经过四次扩军的晋绥军一度拥有25万人的规模，成为阎锡山发起“中原大战”
、挑战蒋介石权威的资本。
显著的地域性是晋绥军最重要的特征，山西百姓，是他们的衣食父母，三晋子弟，是这支军队的主要兵源，保境安民，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职责。
无论盛衰强弱，晋绥军的根始终在山西。
草创之初，军阀环伺，强敌觊觎，晋绥军先后击退了冯玉祥的国民军、樊钟秀的建国豫军以及张作霖的奉军等军阀的进攻，牢牢掌控着山西这块根据地。
鼎盛之时，晋绥军坐拥晋冀察绥四省和京津两市，但他们的大本营始终没有离开过山西。
民族危亡之际，山西大部沦陷，晋绥军“宁在山西牺牲，不到他乡流亡”
，始终战斗在表里山河。
晋绥军的这种地域性与阎锡山对山西的割据统治密切相关，因此，虽然军帽上佩戴着青天白日徽章，但晋绥军一直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
即使到了解放战争时期，阎锡山的军务处副处长雷良如还因为将晋绥军编制机密泄露给军统系统的绥署二处，而被冠以私通共产党的罪名遭到处决。
民国之初，军阀林立，城头变幻大王旗，中华大地成为他们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舞台。
1930年初，全国反蒋力量麇集太原共商大计，各地大小军阀仅派出代表的，就有冯玉祥、李宗仁、韩复榘、石友三、樊钟秀、孙殿英、唐生智、宋哲元、马鸿逵、刘湘、张学良等十余家。
喧嚣之后，这些军阀大多成为昙花一现的匆匆过客，强盛一时的东北军、西北军等地方军事集团，最终不是分崩离析就是成为一盘散沙。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晋绥军却体现出一种超乎寻常的凝聚力，无论内忧外患，始终保持着完整的体系和统一的指挥。
与某些地方军事集团盛产“三姓家奴”
不同，晋绥军在历次战争中鲜有叛将。
1930年，反蒋力量中原大战失利之后，西北军各部大多望风而降，晋绥军众多高级将领也收到了故旧甚至蒋介石亲笔写来的劝降信，但他们无一例外选择了回归山西。
在这次大撤退中，最后接到撤离命令的，是扼守运河渡口的一支连队，在确认不再有友军通过这个生命通道之后，他们才踏上了艰难而又充满传奇色彩的归乡之路。
两千里的行程危机四伏，这支弱小疲弊的百人孤旅穿行在陌生的土地上，一路先后遭遇西北军、红枪会、地方民团、东北军的围追和紧逼，但无论前方的道路多么漫长和险恶，都无法阻挡这群普通士兵回家的渴望和对于晋绥军的归属感。
阎锡山一生中只有两次离开过晋绥军，一次是中原大战失利之后避居大连，一次是太原解放前夕飞往南京商讨和谈条件，即使是在晋绥军最后的谢幕时刻，远在千里之外的阎锡山依然牢牢掌控着这支身陷绝境的军队。
阎锡山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他格外重视对于官兵的正规化军事教育和提拔军校毕业的军官，因此，晋绥军的中高级军官基本都是科班出身，这其中又以“保定系”
为主。
晋绥军的13名重要将领曾被称为“十三太保”
，即杨爱源、孙楚、梁培璜、杨澄源、傅作义、王靖国、赵承绶、李生达、李服膺、楚溪春、鲁英麟、董英斌、陈长捷，他们全部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
除了十三太保，担任过晋绥军高级将领的还有商震、徐永昌、张培梅、张荫梧、郭宗汾、郭景云、董其武、孙兰峰等人。
对于很多疏于近代风云的年青人而言，这些名字也许只是一个个陌生的符号，但是，他们都以不平凡的经历在民国军事人物志中为自己占据了一席之地，他们有的入主民国军事中枢，有的成为新中国的开国上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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