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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业化产生和推动城市化
现代经济增长不仅是生产要素从传统部门流向现代部门的重新配置过程，也是一个资源和人口向城市集聚的过程。
工业化发展所带来的资源和要素向城市集中，通过空间聚集效应推动了城市经济增长和城市规模扩张。
反过来，城市化发展又通过拉动农村发展，从而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和整个经济增长。
随着收入增长和工业化发展，我们会发现城市化水平同步上升的变化规律：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城市化水平，三者之间的变化趋势是一致的。
这种一致性是经济规律起作用的必然结果。
如果城市化水平没有随着工业化水平同步提高，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工业化水平与城市化水平之间将表现一种畸形偏差。
城市化发展受到人为抑制之后，服务业部门的发展速度受到制约，服务业部门的就业上升也随之受到影响，结果形成了工业产值份额和就业份额畸高的局面，对城乡协调发展和长期增长带来了不利影响。
结构转换一致性的另一个表现是，城市化发展与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变化在完成时间上也是发生在同样的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城市化发展通过空间地理上展开所形成的城市带，逐步将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连接成为一体化的发展格局。
（二）人口迁移理论
城市化在空间上表现为农村人口和劳动力向城市迁移。
至于其内在原因，1954年，刘易斯最早提出两部门模型来解释城市化动力问题 。
刘易斯模型后来经过拓展被广泛应用到解释人口迁移和城乡劳动力的就业均衡问题，以及二元经济发展的福利分析。
按照刘易斯模型，发展中国家存在着资本主义和非资本主义两个部门，它们通常分别对应于发展中国家的城市经济和工业部门、农村经济和农业部门，这样，发展中国家就存在着一个二元经济结构。
由于农村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力和隐蔽性失业，农业中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几乎等于零或为负值，农村劳动力从农业部门流出不会对农业产出带来负面影响，反而使留在农业部门劳动力的边际产出不断提高；随着城市中劳动力数量不断增加，城市工资水平开始下降，直至城市部门的工资水平与农业部门的工资水平相等，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才会停止。
在刘易斯的模型中，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可以自由流动，不存在显著的制度性障碍。
城市现代部门的较高工资水平和传统农业部门的低工资水平，是劳动力在城乡之间流动的驱动力量，也就是“推力”
和“拉力”
。
由于发展中国家城市普遍存在着失业问题，美国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指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不仅取决于城乡之间的工资差距，而且还取决于城市的就业机会，只有当城市预期收入和农村工资水平相等，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分配和迁移都达到均衡。
然而，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在城乡之间、城市内部，以及地区之间通常是分割的，具有三元结构特征，这也使得城市化发展往往与标准的经济发展范式之间存在较大偏差。
首先，劳动力市场的城乡分割使得市场信号不能及时地在城乡之间有效传递，制约着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
其次，城市内部劳动力市场被分为正规和非正规两个部门，农村劳动力首先进入非正规部门就业， 然后等待进入正规部门的就业机会。
城市工业的快速增长虽有利于提高正规部门的就业创造率，减少城市非正规部门的劳动力规模。
但是，这个效应有可能被城市工资增长所诱发的大量新增农村劳动力流入所抵消。
由于农村劳动力主要留在城市非正规部门就业，这种类型的就业大都是不充分的和不稳定的，往往会引发收入不稳定、失业、城市贫困等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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