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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和一些机枪手与战斗工兵联合在一起，为奥斯曼军队在巴勒斯坦发动进攻提供必要的援助。
和平时期的法律规定，奥斯曼帝国的基督教徒和犹太公民有义务服兵役，其中大部分士兵在1915年被转移到（无武装的）劳工营。
不过摩西·舍托克是个例外，他在马其顿前线担任准尉，接着由于精通外语而成为巴勒斯坦一名德国指挥官的口译员。
后来他改名为摩西·夏里特，1953年成了以色列总理。
土耳其青年党崛起后，他们的军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因此在战争时期，1914年，时年32岁的恩维尔帕夏掌管着最高司令部，曾担任军政部长和副司令（代表手无实权的穆罕默德苏丹五世）。
虽然几位训练有素的德国军官给恩维尔提供援助并提出建议，包括弗里德里希·布隆萨特·冯·谢伦多夫少将（1914—1917年）、汉斯·冯·泽克特少将（1918年），但是他总是从特定的角度和位置出发，而这些正是对他本人和内阁成员最有利的。
穆罕默德·塔拉特无疑是这些内阁成员中最重要的一位，他先担任了内政部长（1913年—1918年），接着担任了总理大臣一职（1917年2月—1918年10月）。
穆罕默德·卡维特帕夏在1914年接管财政部，并于1917年2月再次接管。
他所领导的一个团体更为保守（而且并非亲德派），会偶尔抵制塔拉特和他的追随者实行的激进的民族主义政策。
几乎所有的奥斯曼军队和兵团指挥官都和恩维尔一样年轻，仅30多岁，通常是准将或上校军衔。
此外，大多数奥斯曼帝国的师级指挥官都是中尉级，他们有的甚至比恩维尔还年轻。
在接下来的五年里，这些年轻的战士将在奥斯曼国民命运中扮演重要角色。
其中最为出名的是穆斯塔法·凯末尔帕夏（即后来的阿塔蒂尔克），他在1923—1938年担任土耳其总统；以及阿塔蒂尔克的继任者穆斯塔法·伊斯梅特帕夏（伊纳尼），1938—1950年担任土耳其总统，并在3个不同的地域担任土耳其总理，他的任期从1961年延长到1965年。
不过还有许多和他们一样的高龄老兵，比如艾哈迈德·费夫齐（查克马克）一直担任总参谋长，直到1944年才卸任；还有卡齐姆·卡拉贝基尔和阿里·伊赫桑（萨比斯）在分别于1948年和1957年辞世前都是土耳其国会议员。
虽然大多数年轻的奥斯曼军队领导人给自己的任务带来了能量和活力，但是他们往往缺乏精细的工作经验，尤其是后勤方面的工作，对德国军官或下属来说，这是对耐心的极大消磨。
奥托·利曼·冯·桑德斯将军（1913—1918年）、海军上将吉多·冯·乌瑟多姆（1914—1918年）、陆军元帅科尔马·冯·德·格尔茨（1914—1916年）和埃里希·冯·法金汉将军（1917—1918年）都是奥斯曼军队中的德国最高领导，虽然他们因为奥斯曼伙伴的行为遭受了许多挫折，但仍然非常赞赏安纳托利亚普通士兵的毅力和坚韧。
奥斯曼帝国最落后的地方就是交通运输系统。
1914年，奥斯曼的铁路轨道只有3580英里，但要供679360平方英里的地方使用。
所谓的巴格达线，全长只有580英里，其中还有三个大缺口，这条铁路需要对伊斯坦布尔和奥斯曼帝国东部和东南部地区如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巴勒斯坦、阿拉伯等地之间的所有人员或物资供应进行多次转运。
在战争后期，托罗斯山脉和马努斯山脉的隧道都已建成，但幼发拉底河以东地区存在的巨大鸿沟只有在战争结束之前部分关闭。
同时，与俄国毗邻的奥斯曼地区根本没有铁路运输，他们需要从最近的370多英里外的轨道终点开始，借用牛车和徒步行军，在原始道路上运送物资。
汉志地区的奥斯曼驻军，只能依赖从叙利亚延伸到麦地那的一条摇摇晃晃的朝圣铁路，而那些无法逾越的沙漠和山脉，完全切断了也门的奥斯曼第七军和奥斯曼帝国其他地方。
因为只有几条较好的陆路交通，所以海上运输对奥斯曼军队来说至关重要，尤其是在黑海、地中海东部和红海等地。
但是在所有这些水域（除了黑海），协约国的海军优势非常明显，使得奥斯曼军队在战争期间无法使用这些海道。
虽然人们认为煤和其他燃料供应不足或难以获取，但是令人惊讶的是，奥斯曼为战争所做的努力并没有像往常一样早早就付诸东流。
安纳托利亚和外高加索地区
奥斯曼军队和敌军的第一次重大冲突，发生在安纳托利亚东部。
当时俄国高加索部队正向科普鲁科伊挺进，这次冲突对奥斯曼第三军造成了巨大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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