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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布达佩斯的实际情况，俄罗斯境外的布尔什维克梦魇在会议期间有所消退，但是恐慌犹存。
俄国由于内战和边境争端缺席了和平会议，东部的边境问题仍无定论。
1919年9月10日与奥地利签署《圣日耳曼—昂莱条约》，1919年11月27日与保加利亚签署《讷伊条约》，1920年6月4日与匈牙利签署《特里亚农条约》，这些条约都是在威尔逊和劳合·乔治离开巴黎后签订的，由一些次主要国家处理完成。
这三条条约以《凡尔赛和约》为蓝本，载有《国际联盟盟约》，保有类似的战争责任、赔款和裁军要求。
区别于对德条约，这几款条约承认了塞尔维亚王国、克罗地亚王国和斯洛文尼亚王国的地位（1929年“南斯拉夫”
才成为官方名称），并包含有保护少数民族、宗教和语言少数群体的条款条文。
奥地利因为只有800万人口以及经济前景极不稳定而残存。
由于禁止国家吞并，所以奥地利和德国的边境线还遵循着战前的划定。
意大利和战后继承国受益于其前领土的分裂。
由于1919年3月21日发生库恩·贝拉革命，和平缔造者们也无法决定如何对此进行处置，所以匈牙利的条约签订被推迟。
只有在独立行动的罗马尼亚人占领首都并最终被说服离开之后，才能与匈牙利人达成最终解决方案。
匈牙利失去了三分之二的战前领土和三分之一的马扎尔人以及许多其他民族人口，它曾对这些民族进行过无情的统治。
尽管匈牙利比奥地利经济情况更好，但匈牙利国民在其殖民演变下变得支离破碎，受害不轻。
而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都因此利益受损。
不仅是匈牙利成了阻碍和平解决的最大敌人之一，其境外的匈牙利少数民族也深感不平，并且一直高举修正主义大旗。
保加利亚人同样在种族问题上非常为难，尽管除了割让色雷斯给希腊（这使保加利亚失去了海岸领土）它们并未失去太多领土。
《讷伊条约》的独特之处在于，条约中制定了实际的赔款金额9000万英镑，后来这一数额有大幅减少。
大国的利益、战略和经济以及战时对盟友的承诺，并不是民族自决原则不能够一以贯之的唯一原因。
如果新的国家存活下来了，领土委员会的专家们必须考虑经济和战略的可行性以及民族忠诚问题。
1919年或是之后任何时候，都很少有人能充分理解东欧的种族复杂性。
按照国界线划定边境线是行不通的。
与1919年以前不同，现在更多的人生活在他们自己民族的政府统治之下，但是旧帝国中许多不如意的民族又成了新国家中并不满足的少数群体。
值得称道的是，除了土耳其和希腊的人**换，1919年很少有人口被迫流动。
民族原则的胜利促使心中不满的人发起民族主义和修正主义运动，而和平条约实际上也催生了邻国之间新的冲突。
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希腊以及其他国家强制签署的少数条约中包含了国际联盟制度，这是认可国际权力的第一步，但是这样的制度并不能给这些国家保障。
事实证明，在战后继承国国内建立的民主形式的政府都不太长久，而在捷克斯洛伐克这样民主政府得以存活下来了的国家中，政府也并没有引导匡正少数民族的不满情绪。
虽然这些条约为经济一体化提供了机会，但民族主义至上的潮流阻碍了合作，损害了所有人的利益。
土耳其与《色佛尔条约》
1919年，英法两帝国达到了他们的巅峰时期。
尽管部分人承认统治者对他们治下的人民要担负责任，但民族自决并未扩大到欧洲以外的世界。
这种授权与人的解决方案非常符合威尔逊的想法，会强化殖民统治的基础。
日本极力想要在和约中列入种族平等条款，但遭到了英美两国的反对。
确实，对民族主义原则加以强调的举动，对印度和埃及、对管理规定以及对中国都造成了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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