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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管犹太人在反革命暴力的受害者中特别突出，但俄国内战影响了所有年龄段的人、所有社会群体且不分性别。
这场内战中爆发了如此不受限制且无差别的暴力事件，主要有几个原因：除了在意识形态动机下与广义的内部敌人进行事关存亡的斗争之外，前沙皇帝国国家建设的残酷与极度的食物匮乏也放大了这场极端暴力。
战争混乱、储备枯竭以及分配问题，造成基本物资的长期匮乏，1917年之后，这一情况更加严重，为了集体生存和个人生存，还出现了原始掠夺。
1921—1922年的饥荒波及了2200万～3000万人。
伏尔加地区和乌克兰各自因饥荒而死亡的人数，预计都有100万人左右。
有些学者甚至声称总人数能达到500万。
1917年起，饥肠辘辘的逃兵部队对农村实施恐怖统治，催生了各种农民自卫团体。
这些团体在与特别政治警察——契卡打交道时使用了极端形式的暴力，政治警察为了粉碎叛逆的农民团体而回之以暴力。
对许多现在陷入内战无节制的暴力中的人来说，一个政权如果无法保证民众安全，当地就会出现更多的自发组织，甚至出现惨绝人寰、竞相残杀的暴力方式。
在俄国革命后出现的众多暴力活动参与者中，有两个团体因为其庞大的规模而尤其突出，他们声称自己是崩溃的俄国帝国军队的继承者，是唯一合法的武器持有者：他们分别是红军和反革命的白军。
红军在正式成立之前，主要是由工厂工人、士兵和水手组成的非法军事志愿者组织，也就是所谓的赤卫队。
在罗曼诺夫帝国日暮途穷时，赤卫队对国家合法暴力的垄断提出了挑战，1918年这支队伍被重组为红军。
很快，芬兰人、爱沙尼亚人、乌克兰人、匈牙利人和奥地利革命者都开始复制赤卫队的模式，而赤卫队也开始代表一群由新型意识形态所驱动的暴力革命参与者。
同样，战后几年间极右势力的一方也见证了武装团体中新的政治文化的出现，这不仅限于俄国，但它很大程度上还是受到了俄国榜样的启发。
然而他们的政治目标通常比那些共产主义者的要更加模糊，起码共产主义者在理论上在为实现马克思和列宁著作中提出的无产阶级的乌托邦而努力。
相比之下，俄国“白军”
更加不受理论等事物的束缚，他们只因为共同的目标而团结在一起——这也导致他们最终的失败。
白军的主要领导者，包括东部的海军上将亚历山大·高尔察克、北高加索和顿河地区的安东·邓尼金将军和克里米亚的彼得·弗兰格尔，他们从来没有在统一的军事指挥下进行过系列军事行动。
在西伯利亚和俄国南部，自封“首领”
的格里戈里·谢苗诺夫或是罗曼·冯·恩琴也都在单独行动。
虽然他们被白军所认可，但主要是因为他们都强烈地反对布尔什维克或是“反红”
。
“反红”
现在已经覆盖了阶级革命中一大部分的松散联盟的敌人。
特别是在乌克兰，随着农村地区变得日益混乱与目无法治，大规模的农民自卫运动爆发，而因为有更多暴力活动参与者的加入，白军和红军之间的内战也变得越发复杂。
这一运动借历史上的哥萨克人为名——哥萨克人的国家早在19世纪初就在乌克兰消失了，但他们作为过去繁荣和自由的象征而活在大众的记忆中。
很快就有其他利益相关者加入其中，例如农民无政府主义者内斯托尔·马克诺，他召集手下4万人的黑色军团在南部草原上集合。
然而，无论这些绝大多数没受过教育的农民战士效力于红、白、绿、黑哪一种颜色的旗帜，在当时执政的政治制度每年都会发生几次变化的情况下，生存问题比意识形态重要得多。
布尔什维克革命和随后在前沙俄领土上爆发的内战，很快便与其他国家的革命与反革命运动相互作用，他们要么给那些渴望社会经济和政治发生暴力变革的人树立起希望的灯塔，又或者成了某些人的噩梦，因为一穷二白的人民大众要站起来了。
在诸多的案例中，芬兰，这个并没有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国家（在1914—1918年间仅有不到1500名芬兰人自愿参与对俄或对德战争），却表现得最为极端。
尽管在战争中并没有多么“野蛮化”
，但芬兰却经历了整个时期最血腥的内战之一：超过3.6万人——占总人口的1％——在1918年内战的6个月内死亡，这使其成了20世纪历史上伤亡最惨重的内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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