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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顿时风平浪静、四面凯歌。
人生在突然间失去了目标，康熙便有些空虚，可这个国家又是无与伦比的大，他接下来产生了行走的冲动。
当然，从冲动到现实，需要人事的依托。
有两个人促成了康熙生命中的奔走之举。
翰林院编修曹禾和吏科掌印给事中王承祖。
此二人以为，盛世需行走。
盛世之君尤需行走。
走出去看一看，才能看到天下之大美无言，看到一个王朝的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那么康熙走过哪里，又看到些什么呢？事实上从历史的记载来看，他的行走首先是一次人文行走。
康熙来到泰山，到泰山极顶“孔子小天下处”
体味“天下在眼中”
的意境；他渡过黄河、渡过长江，目击两大文明的渐次更替与此消彼长；随后他来到江南，在金山、焦山以及苏州虎丘看江南草长莺飞、柔顺可人……这些行走毫无疑问丰满了康熙的人生经验，但康熙却不满足于此。
因为他的行走不是肤浅的、平面的，而是深刻的、立体的、是让现实向历史致意的。
康熙在过苏州虎丘等地后，专程来到江宁，祭奠明孝陵，并写下《过金陵论》一文，与已故的明君探讨王朝得失的政治智慧和为人君者的酸甜苦辣；康熙还走到曲阜，致敬孔庙，游孔林，向孔子像行三跪九叩大礼，并且在诗礼堂听监生孔尚任讲经。
康熙对中华文明渊薮的顶礼膜拜毫无疑问表达了一个帝王的价值取向与学习趣味。
作为一个学习型的皇帝，康熙在这方面应该说是身体力行的，不仅仅做个姿态而已。
当然，要是细心考究的话，康熙6次南巡还有很强的政治意味在里头。
康熙首次南巡时没有带皇子随行，从第2次开始，他就有意带皇子们出来走走看看，一方面丰富他们的人生阅历，另一方面也有从中考察他们素质、能力与人品的意思。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正月，康熙第2次南巡。
他只带了皇长子胤禔随行，皇太子胤礽和诸皇子只能在康熙结束南巡后跑到天津码头去接驾；第三次南巡时康熙带的皇子比较多，除了皇长子胤禔外，还有皇三子胤祉、皇五子胤祺、皇八子胤禩、皇十三子胤祥、皇十四子胤祯。
皇太子胤礽仍旧没有随行。
直到康熙第四次南巡时，皇太子胤礽才有机会跟着父亲出去走一走。
但他的运气似乎格外不好，刚走到德州就生了一场大病，趴半道上了，搞得康熙兴致大减，只得临时决定先回京再说。
这样的遭遇体现在立储问题上，康熙也是矛盾重重。
皇太子立了再废、废了再立，立了又废，二立二废中，皇权政治在一路行走里隐晦曲折地表达出来，其中深意大可玩味。
皇权政治是一方面，官场政治则是另一方面。
在康熙历次南巡过程中，大清官场的政治生态也体现得淋漓尽致，负责接待的地方官员与康熙之间形成了事实上的猫与老鼠的游戏，双方的互动或者说博弈于无声处听惊雷，很微妙，有时也很暴力。
江宁巡抚宋荦因为3次接驾有功，康熙称赞他“尔做官好”
；曹寅因4次接驾有功，又个人捐银5万两修建康熙行宫，受封为通政使衔。
与此相反，江宁知府陈鹏年因为对接待工作出工不出力，在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被夺官，最后进了武英殿当一个修书的小编辑，了此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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