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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口头嘉奖，再没有得到任何实质性的嘉奖，但正是这些看起来的遗憾让他养成了淡泊名利、宠辱不惊的心态。
后来他曾说：“无论我如何努力，一切立功、受奖的机会均与我无缘。
在我领导的集体中，战士们立三等功、二等功、集体二等功，几乎每年都大批涌出，而唯我这个领导者从未受过嘉奖。”
但是，“我已习惯了我不应得奖的平静生活，这也培养了我今天不争荣誉的心理素质”
。
后来华为名满天下后，任正非也从不混圈子，国内那么多企业家高端俱乐部，他都不加入，给人感觉很神秘。
其实这和他的这段经历有关系，他一直说，加入圈子有什么好处呢？无非是得意时相互吹捧一下，失意时相互踩踏一下。
从这个角度来说，任正非真是洞察人性的大师。
从1974年应征入伍到1982年，任正非历任技术员、工程师、副所长（技术副团级），1983年以技术副团级的身份转业，这段军旅时光是任正非人生最美好的阶段，虽然艰苦，但在部队的生活已经告别了饥馑和动**，任正非的军旅生涯，是他一生中意义重大的气质锻造阶段。
作为职业军人，他有超强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所以后来华为的“狼性”
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军队式的高效组织结构和行为方式。
据一名跟随任正非多年的老员工讲，任正非很喜欢读《毛泽东选集》，一有闲工夫，他就琢磨怎样将毛泽东的兵法转化为华为的战略。
华为早期“农村包围城市”
战略，便是任正非从《毛泽东选集》中学到的神来之笔。
这段经历也给他带来一些困扰，后来华为开拓海外市场，一些国家和外企质疑华为有中国军方背景，戴着有色眼镜看华为，总想从华为那里找到一些对自己有利的东西。
这个逻辑非常可笑，世界500强企业里有许多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毕业于西点军校，难道他们都是美国军方的企业？以色列全民皆兵，许多年轻人服完兵役去创业，难道他们创建的那么多上市公司都是以色列军方的企业？这个无厘头的逻辑根本站不住脚，但世界就是这样，不论在哪个国家，都有人唯恐天下不乱，到处散播和制造谣言。
1976年10月，“四人帮”
被粉碎，中国终于回到正常的发展轨道上，任正非父子的命运也出现了极大变化。
任摩逊被平反了。
那时百废待兴，国家需要尽快恢复一些重点中学，提高高考的升学率，任摩逊被任命为贵州都匀县第一中学校长。
要知道，“文革”
前，任摩逊已经是当地专科学校校长，现在上级要求他去做一所中学的校长，算是降级了，但任摩逊不计较自己的荣辱得失，只要有工作机会就全身心地投入，很快就把教学质量抓起来了，学校升学率达到了90%多，远近闻名。
直到1984年，任摩逊才退休。
他说，他总算赶上了一个尾巴，干了一点儿事。
对于父亲的起起落落，任正非为老一辈的政治品行自豪，他们从牛棚中出来，一恢复正常岗位就拼命地工作。
他们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计荣辱，忠于祖国和事业的精神值得我们这一代人以及子孙后代学习。
而任正非也一下子成了奖励“暴发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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