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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全面控制了中东的石油资源，政治上控制了当地政府，经济上控制了石油的开采、提炼和供应，市场上控制了石油的价格。
不仅解决了本国自身所需的石油供应，而且从给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供油中获利，同时保护了自己国内的石油资源，并将其作为战略储备。
在这样的过程中有相当一部分企业获得了好处和利润，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因此，不能把这种风险看作纯风险，对于这些经营者来说这种风险是最大的机会风险或投机风险。
在政局动**甚至战争中，按照常规思路进行决策和经营是不行的，为了规避风险要采取非常特殊的策略和措施，在投资方式、贸易方式、服务方式等方面都要考虑到时间因素，以适应超短时间内不稳定的变化，尽可能追求短的回报周期。
2.政策风险
政府政策的制定和运作，都出自于对国家利益的追求。
不同的国家和政府有不同的利益追求，因此，各国的政策是不同的。
国家之间也因为利益追求不同而造成相互之间在政治上、经济上的摩擦。
政府政策在制定和运作中存在着风险，主要体现在国家利益和局部利益、企业利益之间存在的差异上，这就有可能发生利益的冲突，造成社会的不稳定、不和谐。
对于企业来说，在经营决策过程中存在着与政策相关的风险。
国内经营涉及的是国家政策风险，跨国经营就会涉及相关国家的政策风险。
谈判过程则就更为复杂，涉及的是与谈判各方相关的政策因素。
政策风险是个性化的，首先表现在国家的发达程度不同，面临的政策风险也不同。
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变化总是很大，我国近年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政策的变化也非常快，企业经营必须面对这种变化；而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相对要稳定得多，政策变化要小，但是其执法的力度很大，政策总是以保护强者为前提，因此其政策风险的表现形式就有很大的不同，企业也要承认这样的事实。
其次，政策风险的个性还表现在针对不同的行业、不同的职业有不同的政策风险。
特定的地区、特定的时间段内，政策会向特定的行业、特定的职业倾斜，即鼓励特定的产业和职业的发展，或者限制特定的产业和职业的发展。
在经营决策中应该重视这种风险并选择恰当的措施。
即使在发达国家及其不同的地区内也存在这种政策的倾斜，并得到长期的贯彻。
最后，面对不同的经营者，其政策风险也是不同的，这种不同突出表现在跨国经营中，即所谓“内外有别”
。
允许国内经营者进行的活动，不一定允许国外的经营者进行相同的活动；允许本地区经营者开展的活动，不一定允许其他地区进行“渗透”
。
我国在改革开放的早期，为了招商引资制定了许多有利于国外投资者的政策也属于这种情况。
从GATT（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到WTO的演变过程也充分体现了这种情况。
因此，在经营决策中必须清楚了解这种差异，否则就无法面对这种风险。
在商务谈判中更有必要弄清楚谈判各方面对的政策风险，处理得好，则承担政策风险的能力将成为自己方面的优势之一，作为谈判交易的筹码。
【案例13-2】美国对中国企业进行“337调查”
[1]
所谓“337调查”
是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根据美国《关税法》第337条款授权，对进口过程中出现的各种“不公平行为”
和“不正当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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