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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而马克思也强调个人现在不得不又陷入了“抽象的统治”
，人再度失落了。
因此，在这种“资本逻辑”
的统治之下，“抽象对人的统治”
就成为了一种必然的命运。
但马克思最早提出了这样的基本质疑：资产阶级启蒙运动承诺通过理性将所有的人带向自由和解放，这一普遍主义的叙事果真具有它所声称的“普遍性”
吗？资产阶级“自由王国”
的价值理想承诺以理性为基础和尺度，在人间实现一个没有任何瑕疵的千年王国，这种承诺果真具有它所声称的纯净和透明吗？它所宣称的自由和解放，究竟是属于谁的自由和解放？马克思在思想史上前所未有地揭示了：在理性形而上学宏大叙事的普遍主义承诺背后，深深蕴含着一种特殊主义的权力关系，它体现的是特殊者的特殊利益，贯彻的是特殊者的特殊意志。
而在马克思这里，这些所谓的特殊者就是作为“人格化的资本”
的“资本家”
[20]。
所以，启蒙理性实质上是一种与资本逻辑“联姻”
的充满压制性、排他性和垄断性的专制话语。
在理性形而上学的支持下，“资本”
成了霸权，以之作为现代人个性解放的根据和尺度，等于树立了一个虚假的偶像。
当现代人自以为获得了绝对可靠的价值的阿基米德点时，实质上这一价值基点的底部已裂开了一个巨大的缝隙。
[21]在思想史上，马克思成为最先洞察到资本的虚假性和自反性、并揭示了这一价值偶像中所隐含的现代人无家可归的命运的思想家。
对此海德格尔曾指出，马克思“在基本而重要的意义上”
，揭示了现代人“无家可归的命运”
，在这一点上，“马克思比其余的历史学优越”
[22]。
应该说，这是对马克思在思想史上所占有的重要地位的一个相当中肯的评价，同时也是对马克思理论变革的一个富有洞察力的概括。
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绝不是像古典经济学家们那样，仅停留于说明经济现象和经济规律，而是深入其后，揭示人与资本的矛盾，从而为人类冲破资本逻辑及其意识形态束缚，为人类论证和确立一种新的生存方式开辟道路。
所以说，只有通过对“抽象”
的扬弃，才可能走出现代性的矛盾和困境。
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是最早于“资本的时代”
就起来反抗资本统治的第一人，这实际上正是马克思“反现代性的现代性”
的辩证立场。
[23]
而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本真精神，就集中体现在它对资本主义的基点——“资本逻辑”
所造成的“抽象成为统治”
和“理性解放的神话”
的揭示及超越上。
（三）破除“抽象对人的统治”
：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深层旨趣
“抽象对人的统治”
导致了对人的现实的主体性的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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