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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二是“尘世的生活”
，个人生活与普遍性的类生活、市民社会生活与政治国家生活、“私人”
和“公民”
的二元性和对立性，构成了现代社会人们生活的根本特征。
因此，黑格尔以国家为基础，来寻求“个体自由”
与“普遍自由”
的统一，实质上完全误解了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掩盖和扭曲了现代社会人们这种“双重生活”
与“二元性”
的特征。
对此，马克思评论道：“黑格尔把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的分离看作一种矛盾，这是他较深刻的地方。
但错误的是，他满足于只从表面上解决这种矛盾。”
其二，也是更重要的，马克思从形而上学批判的角度，揭示了黑格尔辩证法解决“个人自由”
与“普遍自由”
矛盾的形而上学思辨方法的独断性与抽象性。
马克思指出，黑格尔把国家视为“伦理理念的现实”
，这种观念在根本上不过是其“逻辑学”
的补充和应用而已，“在这里，注意的中心不是法哲学，而是逻辑学。
……在这里具有哲学意义不是事物本身的逻辑，而是逻辑本身的事物。
不是用逻辑来论证国家，而是用国家来论证逻辑”
[13]，“黑格尔在任何地方都把理念当作主体（实体——引者注），而把真正的现实的主体，例如‘政治情绪’（或政治制度——引者注）变成了谓语”
[14]。
在黑格尔那里，“市民社会”
被视为“国家”
的概念领域，即被看作国家的有限性领域，国家之被视为实现个人自由与普遍自由统一的根据和目标，完全是运用概念辩证法概念推演的结果，“家庭和市民社会到政治国家的推移在于：本身就是国家精神的这两个领域的精神现在也把自己当作这种国家精神来看待，并变成作为家庭和市民社会实在内容的那种自为的现实的东西。
可见，推移不是从家庭的特殊本质等中引申出来，也不是从国家的特殊本质中引申出来，而是从必然性和自由的普遍的相互关系中引申出来的。
这正是黑格尔在逻辑中所玩弄的那种从本质领域到概念领域的推移”
[15]。
这就是说，在黑格尔精神辩证法那里，无论“市民社会”
还是“国家”
，无论“个人自由”
还是“普遍自由”
，都不是“现实事物”
本身，均是“理念”
及其运动的内在环节，现实的关系被思辨的思维归结为现象，逻辑理念变成了独立的主体，“家庭和市民社会对国家的现实关系变成了理念所具有的想象的内部活动。
实际上，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的活动者；而思辨的思维却把这一切头足倒置。
如果理念变成独立的主体，那末现实的主体在这里就会变成和它们自身不同的、非现实的、理念的客观要素”
[16]。
就此而言，黑格尔以国家为根据，来实现“个人自由”
与“普遍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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