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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贺铿指出，20年后，那些经济上比较殷实、思想文化素质比较高的中产阶层应该成为中国全面小康社会的主流公民。
他认为，那些文化素质和思想素质比较低的先富者，充其量只是“暴发户”
，根本成不了小康社会的主流公民 11。
与中产阶层相比，下层社会的“流氓无产阶级”
，他们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甚至有奶便是娘，擅长于破坏却不擅长于建设。
形成并壮大中产阶层队伍，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扭转这种局面，提高整个社会素质，推动社会政治民主化进程。
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那样：“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分，他们有时也被无产阶级革命卷到运动里来，但是，由于他们的整个生活状况，他们更甘心于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
12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侧重于从无产阶级阶层的政治特点来谈，有其独到之处，以至于后来《不列颠百科全书》在引入“流氓无产阶级”
这一概念时，基本上就是以此作为注释依据的。
中产阶层成为社会主流公民，必定会促进社会稳定，提高社会政治参与度。
这一功能在新中国历史中已经得到证实。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认为，新中国成立后，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初，我国城市中以工人阶级为代表的公有制企业的劳动者，尽管当时的收入很低，可相对于农民来说，他们的社会地位优越，在意识形态上被认为是国家政治主体，生老病死都有福利保障。
所以，他们就是当时的中产阶层，或者说，至少发挥着类似于中产阶层的稳定性。
即使毛泽东发动的“**”
，也没有能够动员起他们中的真正精英 13。
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中产阶层在经济上处于社会中间层，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所以具有积极参与政治的愿望。
中共十五大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在当时就引起争论。
到了中共十六大，提法改成了“一次分配注重效率，二次分配注重公平”
，语气就有所不同。
到了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则变成了先讲“激发活力”
、再讲“注重公平”
。
这些提法及侧重点的变化，实际上反映了中共中央在认识公平与效率问题上的不断深化。
辩证地说，如果没有差距就没有发展动力，而差距过大也会造成一系列社会问题。
当前整个社会最主要的不公是什么？是部门、行业、人与人之间竞争机会的不平等、竞争规则的不公平，以及由此造成的收入分配差距过大。
而在这其间，中产阶层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都处于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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