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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仅告诉了我们，中国古人对政治、对军事上之绝大聪明与绝大天才，同时告诉我们，中国国民性之内在的莫大可贵的一种深厚、笃实、坚强的德性之又一方面之流露与表达。
我们只看西汉初年晁错所讲移民殖边的一切规划，便可想象到西周当年向东封建的大概情形了。
这也是我们中国民族拥有深远伟大的历史经验之一例。
两汉的屯田，不仅在边塞，而且还深入到国外。
这是尽人所知的。
东汉只为罢免了西域的屯田，才引起边塞动乱，而逐渐地蔓延到全中国。
其实西魏、北周和隋唐的府兵制，也即是屯田制度变相的运用。
屯田主要在戍守边疆和控领国外，而府兵则在内地屯田。
而唐代的边外屯田，北方远至瀚海都护府，东北远至百济，西北远至西域及青海，国力远扩，这是如影随形，必然不可少的一制度。
宋代积弱，其最大原因之一，便是把经济生产和武装战斗的两系统分开了。
宋代禁军，分番戍边，仆仆道途，却没有在边境上扎下来屯田。
宋代的厢军，只在地方充劳役，当杂差，也没有教他们耕作与生产。
只因这一制度之颓废，便影响到全部国力。
明代的卫所制，显然又是屯田制度之又一番活用。
这制度也直扩到边塞之四外，因此明代武功，也和汉、唐相仿佛。
如云南全境之开辟，断然须归功于此一制度之生效。
其时南方屯田至海南，至交趾，东北曾拟屯田至朝鲜而未果。
这一制度之兴废，也显然与明代国力消长成正比。
我们根据上述，正见一个国家武力之根源，必然归宿到这一国家之文化整体，与其民族性之独特优越处。
不仅武力应与经济相配合，而引致富强之途径，又必与其国家民族之文化教育与国民性之深厚内在处相融结。
目下的中国，正为欣羡西方之富强，而忽略了自己本国历史文化之演进意义，鄙视了自己国民性之独特优长，那真所谓南辕北辙，缘木求鱼，宜乎是要愈走愈远，愈想愈失望的了。
五
现在我们再讲一些中国历史上的将官。
自古以来，中国的将官，本都是“文武合一”
的。
最高的将领大都是文人，所谓“出将入相”
，在外立战功，回来可以当宰相。
这在唐朝前期，几乎成为常例。
但亦并不是以他的军人身份而拜相，而且其手下亦并没有军队，所以这也决不是军人干政，只见当时之文武不分界线而已。
唐玄宗时李林甫为相，恐惧外将夺其相位，乃建议玄宗引用番将，养成安、史之祸。
直到元朝，始有文、武官职之分。
明代的“铨选”
制度，也分为两部，文官由吏部，武官由兵部，文武遂此划分。
可是一般高级统帅，仍是文武不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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