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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高践四还将之分为四点：第一，重行检讨同人所从事的乡村工作；第二，报告一年来工作上的心得与困难；第三，联络感情，研究切实互助方法；第四，交换知识经验，互相切磋商量如何改进工作技术。
《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第三次大会经过》，载《乡村建设实验》第3集，影印版，16、21页，上海，上海书局，1992。
[200]大会专门拟定分类标准：（1）甲组：凡地方政治、乡村保卫、社会行政、公共卫生等关于政治一类之问题属之；（2）乙组：凡关于教育一类的问题属之；（3）丙组：凡农业、工业、水利、道路、金融及合作社等关于经济一类之问题属之；（4）丁组：凡不属于以上各组之问题或事涉两组、三组者属之。
各组暂定一名书记员，以便整理与会代表提出的问题，或预为征求专家指教，甲组书记为定县平民教育促进会的陈筑山，乙组书记为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的高践四，丙组书记为南京实业部的许仕廉，丁组书记为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梁漱溟。
《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开会消息通告三》，载《民众教育半月刊》，第22～23期，1935。
[201]整理自常文熙：《参加第三次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记》，载《社会经济月报》，第2卷10期，1935；石玉昆：《参加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第三届年会的经过及其感想》，载《国民基础教育丛讯》，第10期，1935。
[203]《中心问题讨论经过》，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会筹备委员会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会纪念册》，43～44页，广州，培英印务局，1936。
[204]常文熙：《参加第三次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记》，载《社会经济月报》，第2卷10期，1935。
[205]储志：《参加乡村工作讨论会以后》，载《社友通讯》，第4卷4期，1935。
[206]李宗孟：《游履无锡记——参加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时的一片生活插页》，载《社教通讯》，第1卷8期，1935；同行的张新夫的参会感受也是一篇游记，张新夫：《从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归来》，载《社教通讯》，第1卷8期，1935。
[207]《无锡通讯：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第三届年会开会消息》，载《民间》，第2卷12期，1935。
[208]张道一：《参加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第三届年会后》，载《新民》，第1卷2期，1935。
[209]曹天忠认为：“乡村教育和乡村建设派分中，纷繁复杂，贯串其发展的主线之一，无疑是‘自小而大’。
完成从前者到后者的过渡，其中的症结，是星散的各派如何有效地实现联络。
各派藉自发交往和有组织的联系的渠道，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和分层次的横向联络。
在前一形式中，平教会、国民基础教育派表现活跃；在后种联系上，中国社会教育社扮演的角色，丝毫不亚于全国乡村工作会议。”
桑兵、关晓红：《先因后创与不破不立：近代中国学术流派研究》，428～429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210]俞庆棠：《欢迎三届乡村工作讨论会》，载《教育与民众》，第3卷1期，1935。
[211]社教社一直重视与国内学术团体的联络，以第二、第三届年会决议案为例：第二届年会上，省立徐州民众教育馆提议《本社应与国内教育、农业、农村经济以及其他各机关学校密切联络合作进行大规模农村经济调查案》（决议“修正通过”
）；第三届年会上，由庄泽宣牵头，赵冕、傅葆琛、陈礼江、高践四联名提案《明夏变通年会办法征性质相同学术机关合办暑假讲习会案》（决议修正通过，交理事会办理），希望与国内性质相同学术团体举行联合年会，举行暑假讲习会等，以期能加强联络，会后，理事会公推陈礼江为代表，与中国教育学会、中华儿童教育社接洽，共同联合国立北平师范大学举办暑假讲习会等，积极倡导、呼吁与其他机关的联络合作。
[212]《社务报告招待两学会在锡举行年会》，载《社友通讯》，第4卷12期，1936。
[213]《中国教育学术团体联合办事处为呈送年会决议案请采择施行由》，见《中国教育学术团体联合办事处请补助案》第1册，196-183-1，台北“国史馆”
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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