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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教社理事会第3、第4次会议中的相关决议是年会决议案的执行情况。
1932年8月，社教社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征集意见，图5-1为社教社刊发的特别“启事”
。
图5-1社教社征求社会教育系统稿启事（1933）[7]
在《启事》中，社教社称“社会教育应列入现行教育系统，已成为我社教同志及教育学者一致之主张”
，“惟兹事体大，究应如何拟定，及与现行学制系统内，原定各阶，如何联络，抑于学校系统外，另定一独立社会教育系统——与学校教育系统并列，或新创一中国教育系统——包括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凡此种种，均为主要之先决问题”
。
[8]社教社呼吁全国教育专家和社教界同志，“事关社教前途，国家基础，民族生命，望我同志，踊跃应征”
，贡献自己智慧，以备政府采择。
1933年2月教育部召开民众教育专家会，梁漱溟被指定为“民众教育在学制系统之地位”
草案起草人之一；该年3月，社教社理事会第4次会议将3人整理小组增至满额7人，这次最大的变化便是增加了梁漱溟。
同年8月，在济南召开的第二届年会上，以梁漱溟为代表的改造派突出重围，“社会本位的教育系统草案”
成了社教社制度设计的主体框架，社会教育地位问题已悄然变更为社会教育系统案，实际上，变化的不仅仅是名字，还有社会教育地位案的核心内容，社教社将决议案呈交教育部，教育部指定邹平作为试验地点，第三届年会决议是“再呈请教育部明令公布社会教育之系统案”
，大会决议为“俟邹平等处办有成效时，再行呈请教育部办理”
，内部分歧已难以统一。
由此，社教社第四届年会调整思路，重新回归到社会教育地位的路径上来，希借助国民政府修改《宪法草案》之机能确定社会教育地位问题，决议推举三人担任起草委员，按照《宪法草案》应行增加有关社会教育条文起草。
[9]并特别联合中华图书馆协会，联名向立法院请愿。
该年10月28日，理事会第10次会议召开，因国民政府五中全会召开在即，理事会提议“由本社建议五中全会，请中央特别注重民众教育案”
，并公推钮永建、陈礼江、孟宪承、陈剑修、赵冕根据本会贡献要点拟定提案，“积极推行民众教育以复兴民族请愿书”
，并请由中央委员提案，随后社教社发布请愿书[10]，为社会教育地位的争取营造舆论。
1936年3月14日，鉴于国民政府公布的《宪法草案》中未涉及社会教育人员待遇，理事会召开第15次会议，决定推举孟宪承、陈剑修、刘季洪三人为起草委员兼代表，拜谒委员，最终仅以“教育人员”
笼统说法代替原本的“学校教师”
。
或许正因为如此，1937年3月28日召开的理事会第17次会议，陈礼江、马宗荣提议，将“社会教育制度及政策问题”
作为第五届年会的中心问题之一，从表面上看貌似社会教育地位问题讨论又回到原点，实际上经过数年的呼吁和多维制度设计尝试，以更理性和务实的态度再集中讨论，以期能得到更合理的设计方案，可惜因战火燃起，1937年8月的青岛第五届年会戛然而止，该讨论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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