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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薪酬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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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教育界大多采取职位功绩制和训练功绩制相结合的方式，按照职位、学历及年限来核定薪水，而对于社会教育人员，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多依惯例自行酌定标准。
据调查数据显示，社教人员薪酬待遇地区差异明显，以民众教育馆为例，江苏省各县市立民众教育馆馆长最高的为60元，最低24元，平均数为40元，馆员最高为42元，最低为0元（兼职不兼薪）[119]；山东省民众教育馆馆长平均数为26.17元，馆员平均数为19.11元；浙江省各县民众教育馆馆长薪俸中数为20～25元。
而当时全国中小学教职员薪金中数，中学的为37.96元，其中校长90元，主任49.19元，教员53.67元，职员27.10元；小学校长实验小学月薪中数为57.85元，普通小学月薪中数为24.30元，教师实小月薪中数为42.89元，普小中数为20.52元。
[120]相比之下，民众教育馆馆长及馆员的薪金较低，“民众教育馆职员待遇应与学校教职员相同”
，“县立民众教育馆人员待遇应与小学教职员看齐”
，成为社会教育界大力呼吁的重点。
[121]
表5-7江苏省立社会教育人员待遇标准表（1934）[122]
20世纪30年代初，全国小学教师的薪水及生活状况并不乐观，许多小学教师为了维持生活，不得不身兼数职，才能勉强糊口，既无精力从事其他活动，更无余力去提升自己的业务水平。
“目下政治不宁，社会衰颓，直接间接，使小学教师，态度消极，生趣索然，致乐业专业精神，不能充分表现出来。
如各级小学经费，因荒灾的关系，往往不能按期发放；教师仰事俯畜之资，既十分微薄，而又时时发生恐慌现象；对于事业，不免常抱‘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的思想。”
[123]当时报纸上，常常出现长篇累牍地报道小学教师因欠薪、扣薪而导致的请愿、请假、怠教、罢教等突发事件，1934年9月29日《东南日报》报道余杭县拖欠4个月小学教师薪水，“学校办公室的教员，好似监狱署里囚人，大家只得相对而泣”
，引起社会人士的强烈反响。
[124]相比之下，社会教育机关工作人员的待遇明显偏低。
当时中小学教职员的待遇“已属微薄”
，社会教育教职员的待遇则更是连其“个人的伙食都难以维持”
。
[125]其境况可想而知。
相对于学校经费来讲，社会教育经费被拖欠、挪用现象更为严重，1932年江苏省各县立农民教育馆，“因特捐专款的关系，竟结欠十个月之多……社教工作人员生活实在不易维持”
[126]。
同年，江苏省教育馆联合会第五届年会决议案中，赫然出现这样一条：“由本会函请各县教育局速予发清积欠社教经费，以后每月并按照收入成数如数拨发，不得拖欠。”
[127]年会决议一般都是该项事业热点问题，拖欠薪工费问题堂而皇之列入决议中，拖欠民众教育馆经费，其人员薪水无着的严重性可想而知。
更有甚者，遇到灾荒年景，民众教育馆人员还面临失业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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