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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从不认为民主的真谛是去遵守某些规则的条条框框。
相反，其要义应该是不存在任何针对特定国家部门的暴力意图。
在德国开始独裁统治之前，爱因斯坦已经意识到独裁的阴暗面，也指出了那时盛行的所谓民主的弊端。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
为此我一直强烈反对意大利如今的这种政体。
欧洲民主形式遭到抹黑，问题不是出在有人声称的民主本身的基本理论错误，而恰恰是我们政治领导不够稳定，党的区域组织划分也不够人性化。
那时候爱因斯坦就已经觉得，美国的政府体制作为一种民主形式，本身就已经要优于德国甚至是法国的政府体制了。
当选总统的领导力并不会过多地依赖于议会审议和投票。
1930年，爱因斯坦接受一家美国杂志采访时表示：“我相信你们美国走对了路子。
你们选举出一个总统，给他一个合适的任职时间，给他足够的权力将自己的责任合理地分配他人。”
同样，在谈到罗斯福的第三个任期时，爱因斯坦并不赞同“总统的任期长短对民主很重要”
这一说法，因为他觉得相形之下，总统行使职能所遵循的精神要重要得多。
虽然民主与社会主义的问题对他来说有些复杂，也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解决定式，但当时他对待兵役及战争的态度却简单明了，因为反战、反兵役不是出于他自己的政治立场。
我们也可能会发现爱因斯坦说过一些“不民主”
的言论，听起来倒像是在拥护精英主义。
比如他说：“在纷繁的生活中，我觉得真正发挥作用的并不是整个民族，而应该是富有创见、感觉敏锐的个人。
群体思维僵化、感觉迟钝，而这些人则思维敏捷、志向高远。”
而且他讨厌所有的军事机构，正是这些机构催生和助长了群体奴性意识。
爱因斯坦反对独裁统治并不是因为它承认精英主义的存在，而是因为它设法教化出大部分人民一种群体奴性思想。
废止战争和战时服役的愿望听起来十分诱人，他觉得如果真的以此为目标的话，那么最原始、最激进的方法也是最有效的。
那就是一些诸如容克贵族或者耶和华见证人之类的宗教团体用过的方法——个人拒绝服兵役。
1929年，有人问他：万一爆发新的战争，他该如何应对？他在一本杂志上做出了回应：“不论战争的起因是什么，我会无条件地直接或间接拒绝服兵役，并且我会试着说服我的朋友们和我站在同一阵线。”
1931年，他完全将自己的名声托付给了反战者国际，与之通力合作，并发出了呼吁：
我呼吁所有的男男女女，无论是声名显赫抑或默默无闻，都能宣布拒绝为战争和战备提供任何协助。
我呼吁他们以书面形式告知政府并写信告诉我他们做到了……我已经授权设立了“爱因斯坦反战者国际基金”
。
我在参观伦敦贵格会总部“朋友之家”
的时候，在局长办公室看到并排挂着三张男人像：甘地[25]、阿尔贝特·施韦泽[26]和爱因斯坦。
他们仨摆一起令我百思不得其解，我就问局长这三个人有什么共同点。
局长在惊讶于我的无知之余对我说：“他们三个都是和平主义者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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