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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认为这些答案什么都证明不了，于是又一次开始了他的论证，并通过很好的推理向他表明，这个四重奏一点都不好。
‘但是，先生，那就按照您的想象来重新安排这一四重奏吧，——这样来演奏，那您就会看到这两种方式中，哪种更好了。
’‘但是为什么您的创作违反了规则却是最好的呢？’贵族问。
‘因为那样听起来最悦耳。
’海顿最后不耐烦了，说道。
‘大人，我看是您在给我上课，不过我得向您坦白说我担当不起。
’于是这位迷信规则的贵族离开了，心中仍然奇怪为什么严格遵守规则的人却不能够总是创造一场‘秘密婚礼。
’”
这一趣事作出了一个错误的推论，即一首好曲子可以违背规则，除此之外，不管趣事是否完全真实，却似乎很有指导意义。
好的曲子也许可以违背一些细则，无知的人误以为这些细则是一般性规则；但是好的曲子必定符合所有正确的规则，成百上千种规则，只是这些规则过于精细，耳朵、眼睛或思想都无法追寻；不过当曲子完成后，我们还是有可能用无限的欢乐和好处来推理这些细则的；只不过我们所有的推理都无法让任何人写出同样的东西来，因为所有的推理都极其缺少这一神圣的天分。
这就好比我们在一只蜜蜂如何筑巢的问题上，也许可以作出正确的推断，并且会因为找出了某些东西的角度而受益匪浅。
但是蜜蜂对我们的推断却一无所知；它只能以那种方式筑巢，别无它法。
从一只蜜蜂到保罗·韦罗内塞，所有的大师都是在这种可怕的灵感勃发的无意识状态下进行创作的。
我刚刚说过，伟人从来都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或怎样做事，这一法则没有例外。
当然，只有小心翼翼才能作出这样泛泛的结论；但是我很了解不同种类的艺术家，而且我总是发现对这些规则的了解和关注与画家的能力恰好相反，以至于我自己都肯定这一法则恒常不变，肯定人类的渺小可以由他们在工作中对细则的关注，尤其是作曲的细则的留心，来衡量。
伟人说话的一般方式是“试试做”
这个或那个，就像孩子辨别某些看过却说不出的东西一样。
这样，在谈到我进一步蚀刻的一幅画（圣戈萨德山[39]的一个场景），特纳问我是不是在哪里看见过他“努力描绘的那块小石头；”
而当我有一天看见威廉·亨特画画时，问他为什么要涂上这种或那种颜色，他回答说，“我不知道；我只是想要这样；”
而他和特纳还有我都知道，凡是会画画的都这样说；不是为了秘而不宣，而是出于纯朴直率。
而我所认识的所有不会画画的人倒是为他们的所作所为准备好了令人羡慕的答案；并且能以最总结性的方式表明特纳是错的，以及可以怎样改进。
这就是那一条有点奇怪但是很易察觉的真理背后的原因。
这一真理就是中国人、印度人等半文明的民族在着色上比我们做得要好，印度披巾和中国瓷器在对色彩的创造发明上，仍然不是我们可以比拟的。
正是因为他们光荣地忘记了所有的规则，才做到了这一点；纯粹而真实的直觉发挥了作用，让他们完成了创作，——这种直觉非常微妙，极小的弯曲或压缩都会把它们打破或弄钝；我们一旦开始把色彩规则教授给人们，让他们这样做，那样做，我们就挤碎了直觉，而且一般来说，永久挤碎了直觉。
因此，到目前为止，一个民族必须是半野蛮的，才能获得用色的能力：在十二和十三世纪，每一个人都懂得用色，但是到了十五世纪，我们却被勒令使用灰色，只有灰色才是合法的；——只有威尼斯画派的海洋特性中才有一点点咸咸的简朴韵味，仍然保持着弥足珍贵的贝壳和鱼类的紫色和力量；而现在连这一点也没有了；除了印度人和中国人，没有人敢在任何地方着色；但是没有必要那样，也不会持续那么久；因为只要一会儿，人们就会发现他们的错误，不再谈论色彩的规则，那样每一个人就又都会用色，就像他们现在说话一样。
那么，这就是正确创作消极或与生俱来的总体性格，也许会有人问这些桀骜难驯的直觉在历史或诗歌绘画中，尤其是在要表现既有事实的历史性绘画中，怎么会被认为有实际用途的。
只不过是借助了整个人类的感觉和半控制性，而不是凭借对特别的幻想或印像的控制。
那些习惯于在日常生活中寻找自己听到或看到的事物中寻找确凿事实的人，将会通过不由自主的想象力的最高尚的联想，让这些事实重现；那些寻求轻浮和谬误的人，会在梦中再次看到轻浮和谬误。
因此，如果画家阅读历史是为了从中获得绘画的题材，他就会严格寻找每一件史实准确的环境，比如说，决定他的英雄倒下的确切地点，他当时是怎样看着周围的，太阳的高度（按照一天中的这个时间），以及光线是怎样照到他脸上的，在这一刻他身边之人的确切数目和个性，以及其它诸如此类的细节。
他会弄清并详细阐述它们，却不关心是否可以获得它们，不关心它们是否恰当=性，而只是关心它们本身真实与否。
这些细节的真实接下来将得到升华，形成他想象中的影像，就像他的灵感要教的一样完美而团结。
但是如果他读历史时不考虑这些事实，而只考虑怎样才能让他们接近完美，怎样才能合情合理而又令人印象深刻，那么就只有美丽和是否合适来形成他想象中的影像了，并且他的整个观念也变得虚假。
因此，在作品更高尚、更有表现力的部分，其优点全都依赖于画家是否能够放弃自己的个性，成功进入每一个人的心灵和思想，而在所有这一切过程中，他仍然是消极的：在搜集事实时，他是消极的，不能决定搜集的事实应该是什么，而且在接下来的影像中，他也是消极的，不能决定要表现的事实是什么，但是这些却会出现在他的梦中；只有按照他自己的尊贵以及他梦中事物的一般性格特征，他才有进入尊贵之人心灵的能力[40]。
很明显，我们从所有这一切当中可以得出推论，伟大的理想主义者从来都不会变得自私自利。
他的所有能力都依赖于他是否能对自己的存在失去视觉和感觉，并成为事实的见证人和镜子，成为抄写员，总是消极地看和说，为自己不能完全反射或清楚地说出所看到的一切而悲伤不已——这无论如何也不是一个人应该感到自豪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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