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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治有本末，功有缓急；不知国之强弱，在于能否得人心，而不是徒有外表，徒有高楼大厦。
新政处处要用钱，而那时国库空虚，每兴一事，必增一税或必加一赋，于是民怨沸腾，铤而走险。
一旦民众的负担超过了他们实际上可以负担的界限，达到临界点，那么社会骚乱社会动**就必不可免。
这是清末十年社会冲突的关键。
所以社会管理与社会控制方面，朝廷最注意的要点就是一再重申不得向百姓随意加租随意加税，朝廷总是希望用最小的代价去换取社会进步与发展。
然而朝廷的希望与要求每每落空。
地方政府与豪强总是借着朝廷的新政号召进行许多实体性的建设，朝廷号召新政要建新学校，地方政府和豪强就乘机向属地民众摊派，向政府请款；朝廷号召办警察，维持地方秩序，地方政府与豪强也借机向民众征收保护费；朝廷鼓励各地重视商业开发实业，地方政府和豪强也利用这个机会向商贾征收各种名目的苛捐杂税。
总而言之，任何有为的政治，都会被地方所滥用，于是新政的效果不是给一般民众带来什么实际利益，而是随着新政项目的增加而增加了许多无端的苛捐杂税额外负担。
这就是晚清最后十年社会冲突没有随着新政随着预备立宪而减少反而日趋增多的根本原因。
朝廷每一个有作为的新政，都成为地方政府尤其是豪强的一个商业机会，这些新政当然也给百姓带来一些好处，比如兴学、保商等。
但从总体上说，从具体生活感受说，由于所有的新政几乎都需要地方上老百姓提供经济上的协助，因而新政越多，对老百姓来说就是负担越重，出钱越多。
有的地方精明的领导人或许会实行有节制的“养鱼”
政策，不会一次性将老百姓盘剥干净，而是注意适度，注意让老百姓活下去。
而有的地方，由于主事者短视或者太贪婪，总是竭泽而渔，所以使得那些地方的百姓不论坐商还是流民，总是处于贫困状态。
于是民怨沸腾，社会冲突加剧。
最严重的就像1910年在长沙发生的抢米风潮，这里虽然有自然灾害的因素，但自然灾害并没有使所有人没有粮食吃，而是有人饿死，有人反而乘着这样的机会做着大米的生意，赚取巨额利润。
仔细分析长沙抢米风潮的根源，除了豪强、劣绅乘机赚钱外，也有地方政府乘机攫取不法利益，不顾人民死活的情事。
鸵鸟终将引爆动**
地方豪强是晚清十年社会冲突的根源，地方政府是地方豪强的政治靠山和分赃者。
但是奇怪的是，清末十年所有的社会冲突又总是被他们的话语强势所扭曲，原本毫无政治诉求的具体纷争，总是被地方豪强与地方政府相互勾结演化成一个政治的或者反政府，或者反体制的事件。
他们按照这个口径向上一级汇报，这样既能洗刷他们的责任，又能激起上一级乃至朝廷的愤怒，所以晚清十年虽然每一个具体的经济诉求都被掩饰下来了，每一场社会冲突社会骚乱都被强力镇压或劝说下来了，但问题并没有解决，火种依然存在。
对于地方豪强操控社会的情形，清廷当然并不是一点都不知道，只是由于体制方面的原因，因为不管是地方政府，还是豪强，他们毕竟都是清廷政治统治的基础，因此朝廷对于他们总是睁只眼闭只眼，总是能让一分是一分，得过且过，大致以社会平稳不出大乱子为目标。
所以，即便某个地方发生了群体性事件，只要地方政府息事宁人平息了事态，朝廷对于这些地方政府也就不再深究，更不会从中总结更深层的原因。
清廷对于群体性**的处理方式，基本上以地方政府和地方豪强的意见为依归，没有充分尊重民间意识，没有重视下层民众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和微弱反抗，结果原本并不联网成片的孤立性的民众骚乱，终于相互激**相互影响，局部骚乱逐步扩大规模，先前被严格控制和打压的秘密结社通过各种各样方式死灰复燃，并逐步介入各地社会冲突与社会骚乱，连年不断逐年增多的社会动**逐步成为反体制革命者可以操控的工具。
统治者无法照旧统治下去，统治者的政治危机终于酿成革命**。
对于晚清十年间各地连年不断的群体性骚乱的根源、症结与解决办法，体制内从上到下大都装聋作哑当鸵鸟，得过且过，能躲则躲。
谁都不愿说出真相，谁都不愿得罪地方豪强，体制内的人心存侥幸，体制外的隔岸观火幸灾乐祸。
体制内的人将一切社会冲突往政治上拉，殊不知体制外的革命党人对此正求之不得。
于是原本只有具体经济诉求的社会冲突由于得不到有效控制，涓涓细流终于汇成长河，晚清十年一千多起社会骚乱也就成为1911年政治巨变的背景与衬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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