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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王爷这类食利者阶层出任政务官，使清代末期的政治权力严重的二元分立，形成典型的“双轨体制”
，中央各部院几乎清一色的满汉双轨首长负责制，满大臣负责政治，汉大臣负责政务，这对于清廷政治正确，对于清廷政令的上通下达固然有好处，但正像任何事情都具有两面性一样，满洲贵族普遍性地介入实际政治，而实际能力又一般性地较汉大臣为弱，一般都是因为出身而不是因为科举，这势必使清代前中期逐渐消弭的满汉冲突到清末反而加剧。
康有为、谭嗣同等人在戊戌时期都意识到，满汉之间的冲突虽说不是当时中国的主要矛盾，但对维新运动来说，却是一个失败的种子。
当光绪帝因能力而提升谭嗣同、林旭、刘光第、杨锐四小军机帮忙时，那些大小王爷所表现的“羡慕忌妒恨”
真的是前所未有。
好在光绪帝是一个比较强势的君主，好在有富有政治经验和手腕的慈禧皇太后在背后撑腰，皇权中心在光绪帝亲政之后逐渐恢复，满洲贵族中虽然有一些人出任政府要职，但并没有对清廷政治构成实质性伤害。
政治变革急先锋
当政治权力中心即皇权强固时，皇族这个铁哥们似的利益集团自然是皇室的屏障，拱卫着皇室，为这个王朝长治久安共同努力。
我们看到，自戊戌变法至辛丑新政，再到1906年预备立宪，在这十年政治史上，皇族其实一直充当着政治变革急先锋角色，并不总是站在政治变革对立面。
在家天下政治架构中，真正对国家大事给予关心的，一定是利益相关者，或者说利益相关者一定要比利益关联不大或者根本没有关系的人更关心。
等到1904年之后，当中国政治发展又在一个十字路口徘徊时，皇族中一大批有眼光有作为的年轻一代，应该说还是比较积极地站在政治变革的前列，这一大批满洲贵族王公大臣很快成为君主立宪的推动者。
根据比较可信的记载，日俄战争的进程远出朝廷的预料，日本的胜利和俄国的惨败使朝廷陷入空前尴尬，中国向何处去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像日本一样将君主专制改为君主立宪。
最先发现这条路的很难说是哪一个人，但真正将这条路说明白并让朝廷认可的，其实就是那些皇族出身的政治新秀。
1904年8月2日，慈禧太后密令各省督抚探讨究竟怎样处理东三省问题，在听取一些要员汇报并看过张謇刻印的《日本宪法》后，慈禧太后似乎比较倾向于学习日本进行变革。
她的这个想法在最初阶段或许很朦胧很不自觉，但这一点无疑被那些王公大臣迅速捕捉到，经过一番讨论和筹备，终于形成一个委派王公大臣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的政治决定。
这就是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的由来。
出洋考察新政的五大臣中，出身于皇族或满洲贵族的有镇国公载泽及端方和绍英，后因吴樾的袭击有所调整，撤销了受伤过重的绍英，改派山东布政使尚其亨和顺天府丞李盛铎会同载泽、戴鸿慈、端方前往各国考察政治。
五大臣考察对晚清政治变革作用巨大，他们不再将立宪看成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
在他们的影响下，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的思想也有很大改变，他们确实意识到东西洋各国之所以在过去若干年超越中国而前进，日趋强盛，其根本原因根本动力只有一个，那就是他们普遍采用了立宪政体；而中国之所以在过去若干年一败再败，日趋衰落，任人欺凌，主要的或者说唯一的原因就是中国依然固守专制政体。
所以他们的结论只有一个，那就是，在目前“霸国主义时代”
，中国要想生存，要想发展，要想富国强兵，除了与世界同步，采用立宪政体外，别无他途他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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