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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孙中山到袁世凯：民初乱局的一个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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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起义爆发后，尽管在武昌在南京在部分省份发生过一些军事冲突，但从全局来说，战争并不是此后几个月的主题。
当时的主题主要集中在国家未来体制的选择上，一部分立宪党人和新军将领，继续信奉清廷，以为清廷在君主立宪关键时刻推出皇族内阁和铁路国有两项政策确实错了。
不过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因而他们力主利用这次政治危机重回君宪主义道路，大刀阔斧进行改革，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君主立宪。
而另外一部分人，特别是当南北僵持一段时间后，先前四散的革命党人重新聚拢，他们依然信奉孙中山十七年来的口号，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建民国，因而他们不愿意在这种有利环境中重回什么君宪主义，在他们看来，共和主义就是中国的惟一出路。
再加上各种原因，几个月的争执，终于使共和主义占了上风，君宪主义成为历史。
然而，谁也想不到的是，大家都看好的民主共和却在实现不久就出现问题，其问题的严重性甚至远过晚清。
对于这种现象，一百年来有各种各样的分析，其实仍有一点始终没有引起注意，那就是从孙中山到袁世凯的权力转移，以及由此所引发的民国法统危机。
谁的临时政府
孙中山是12月25日从海外结束十七年流亡生涯赶回上海的，此时距武昌起义已经两个月零十五天了。
南北之间的谈判，也从武昌转移至上海，从湖北军政府转移至独立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与袁世凯内阁之间了，双方争执的焦点已经不再是停战之类技术层面问题，而是国家未来体制的建构，即中国究竟应该沿着君主立宪的道路继续走下去呢，还是应该按照革命党人的信念，走上共和，建构一个现代国家呢？在这中间起到重要的作用，不是南方革命党人，而是南方的立宪党人。
立宪党人本是清廷君主立宪最重要的支持者，清廷在1906年走上君主立宪的道路，其实就是这批立宪党人长期鼓吹的结果，比如张謇，很早就致力于日本宪法和东西洋宪政文献的翻译和研究，他所组织翻译的一些宪政著作成为当时中国知识精英最流行的读本。
在立宪党人推动下，特别是经过1904年日俄战争刺激，清廷终于同意走上君主立宪道路，1905年派遣亲贵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翌年宣布用九年时间实现日本式的宪政目标，两年后即1908年公布了《钦定宪法大纲》。
这确实是一个划时代的重大贡献，中国从此有了成文宪法，有了政治发展的依据和纲要。
正像后来许多批评者所说的那样，1908年《钦定宪法大纲》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君主立宪大纲，因为这个大纲中规定了皇权依然享有至上权利，不仅决定着国家大事，而且任命百官，其职能与先前的君主专制好像没有什么区别。
这个批评是对的，钦定宪法大纲确实维护了皇权至上的原则。
但是批评者忘记了，此时的光绪帝年仅三十六岁，他所追慕的对象，他心中所要仿照的榜样就是日本明治天皇、俄国彼得大帝，这些英主都拥有绝对权力，其威权至上都是不可置疑的。
然而遗憾的是，光绪帝英年早逝，《钦定宪法大纲》宣布后不久突然去世，接替他的如果是一个成年君主，这个宪法大纲依然不构成问题，只是光绪帝和慈禧皇太后在最后时刻选择了一个比较弱势的班子，三岁的小皇帝和二十八岁摄政王，无论如何其威权其能耐都没有办法与即位三十多年的光绪帝相比。
于是，《钦定宪法大纲》中的问题相当明显，先前竭力鼓吹君宪的立宪党人开始有点不满。
如果不是稍后发生的外部危机，立宪党人或许能在既有框架中继续前行，维持九年立宪，然而连续的外部危机给立宪党人找到了调整预备立宪日程的理由，他们一次又一次请愿，希望朝廷更改先前九年预备立宪既定日程，他们实际上期待以早日实现君主立宪去弥补1908年《钦定宪法大纲》皇权至上的不足，希望用议会和责任内阁去弥补弱势的摄政王和小皇帝的不足。
立宪党人组织的国会请愿运动声势浩大，在几次坚持尤其是到了日本吞并朝鲜之后，也确实引起朝野各界的同情与支持，不得已，摄政王终于同意修正先前九年预备立宪计划，以五年为期，完成君主立宪的全部准备。
摄政王背后有一个庞大的满洲贵族群体，他们在立宪党人的压力下调整立宪方案，应该说有不得已的成分在，而且由于是不得已，因此他们在作出不得不让步的同时又收紧权力，不仅让满洲贵族子弟在预备立宪的最后几年抢占了一大批权位，而且在宣布国家将进入立宪状态的责任内阁名单中，毫不顾忌地将责任内阁演变成了一个权贵内阁、皇族内阁，十三名阁员中竟然有九个来自皇族或皇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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