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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现实生活中真的出现了这样的醇儒，我们多半会觉得他迂腐。
当然，古今中外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古人也往往看不惯这种太不食人间烟火的做派，所以儒法之争、义利之争、王霸之争才会绵延不绝，所以外儒内法、阳儒阴法才屡屡成为历代统治者欣然接受的基本国策。
在中国历史上，儒法之争绵延两千余年，其实质无非是义利之争。
儒家是原则导向型，以仁义为第一原则，只讲仁义而不计成败，如果真的取得了成功，那也只被看作一种良性的副产品，倘若不幸失败，也无非是求仁得仁、舍生取义。
法家则是目标导向型，实现目标是最重要的，没人在意你通过怎样的手段。
这样看来，义利之争大约近乎公平与效率之争，公平问题属于道义问题，有人认为道义应该被摆在第一位，即“只做道义上正确的事”
，效率可以是它的副产品；也有人认为效率应该被摆在第一位，仓廪实而知荣辱，道义可以是它的副产品。
后者批评前者迂腐，前者批评后者为取一时之功而贻百世之害。
在这个问题上，王阳明其实坚定地站在“迂腐”
的一派里，所谓“圣贤只是为己之学，重功夫不重效验”
（《传习录·下》），显赫事功只是他坚守“迂腐”
的副产品罢了。
换言之，在王阳明的一生中，令人钦羡的事功并不是他的追求，恰恰相反，他是追求做儒家圣人的，而对事功的汲汲追求纯属对“圣人”
二字的亵渎。
所以王阳明一定会对以下故事里的这位樵夫心有戚戚焉。
魏晋年间，高士孙登在河边遇到一名樵夫，问他：“你就这样度过一生吗？”
樵夫答道：“我听说圣人从无企求，只是以道德为本心罢了。
我砍柴度日，难道还有什么值得同情的不成？”
八、“平常心”
的悖论
由此我们很容易就会进入“平常心”
的悖论：今天的职业运动员、金融精英以及所有在高压力、高风险与高回报的竞技场上奋力搏杀的人，都能够深刻理解心态对于职业生涯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
高压力会导致紧张，紧张会导致发挥失常，而一旦在某一次重要竞技中发挥失常，下一次机会不知道还要等待多久，甚或再也不会有机会了。
也许是文艺作品给我们制造了太多梦境，譬如狄更斯总是在小说里制造一些“有钱的好人”
。
乔治·奥威尔早早地发出了质疑：“这种人物……往往是个巨商（我们不一定知道他到底做的是什么买卖），他总是个超人式的心肠仁慈的老先生，他来去匆忙，提高职员薪水，拍拍孩子脑袋，把欠债的人保出监狱，总而言之，像个童话里的教母。
……甚至狄更斯有时也一定想到过，任何一个那么心急地要把钱送掉的人，首先是绝不可能得到钱的。”
（《查尔斯·狄更斯》）
争名夺利总会伴随着各种冒险，伴随着肾上腺素激增的情况，当然，也会在更多时候伴随着一种令我们避之唯恐不及的情绪：焦虑。
然而焦虑并不总是坏的，甚至正面意义比负面意义更多。
美剧《逍遥法外》成功塑造出一个极其强悍的女主角，她出身于社会底层，成长为一个战无不胜、名利双收的法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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