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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山德旋即率35条战船航往以弗所，下令所有斯巴达及其盟国的水师集中，着手修补旧船，建造新船。
随着吕山德的来临，波斯大王的金钱又源源不断地流入斯巴达人的腰包之中。
由于错误地处死了6名将军，雅典几乎无可用之将。
除科农外，其他将军几乎都无军事经验。
吕山德率斯巴达水师四处活动，甚至在阿提卡登陆，在各城邦建立由他支持的寡头政治。
公元前405年，吕山德率水师航向赫勒斯滂，直接威胁雅典的生命线。
雅典水师闻讯赶到赫勒斯滂，停泊在斯巴达水师对面的羊河。
羊河仅为小城，根本不足以供应雅典36000人的需要，所以士兵们上岸后需四散寻找食物，而此地距对面的斯巴达水师仅约5千米，显示出他们既缺乏军事经验，又过于轻敌。
双方对峙的第五天，吕山德利用雅典水师上岸搜寻给养的机会发起突袭，数达180条船的雅典水师，仅有科农率10条船舰突围而出。
雅典再无能力组建新的舰队，斯巴达人则在吕山德和国王阿吉斯的率领下，水陆两路围困雅典。
尽管如此，雅典人仍决心坚守，但最终在公元前404年因粮尽投降。
在斯巴达召开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大会上，科林斯、底比斯要求完全摧毁雅典。
但部分斯巴达人担心底比斯等过于强大，希望保留雅典。
最后斯巴达人提出如下条件：雅典拆毁长墙，交出水师；解散同盟，仅保有在阿提卡的领土；与斯巴达结为同盟，外交由斯巴达控制；在雅典建立祖先的政体。
雅典人无可选择，只得接受。
公民大会批准了特拉美尼代表雅典所签订的和约。
约公元前404年3月底，吕山德率水师驶进皮莱欧斯港，伯罗奔尼撒与雅典人着手拆毁长墙，斯巴达同盟的成员载歌载舞、欢庆胜利，把这一天当作希腊自由来临的日子。
五、战争的影响
战争爆发之时，雅典拥有雄厚的战争储备，希腊最强大的水师，控制着爱琴海沿岸众多的盟国，与庞大的斯巴达同盟相较，人力、物力都不相上下，但最后战败，何故？古往今来的学者们对此提出了各种解释。
修昔底德、色诺芬等人把雅典战败归于雅典违背了伯里克利的战略以及雅典的民主制度。
然而，伯里克利的战略是一种消耗战略，无法让雅典取得胜利。
在指导战争问题上，民主政治诚然犯过不少错误，但斯巴达在战争中也同样犯过不少错误，而且不少是非常低级的错误。
从战争指导上看，斯巴达并不比雅典高明，甚至还稍逊一筹。
要寻求雅典战败的原因，我们必须综合考察当时的历史情况。
首先，就当时希腊的经济来说，农业仍是国家的经济基础，雅典也不例外，它的公民的大多数，尤其是富有的公民，大多依赖土地为生，作为陆上强国的斯巴达及其同盟，由于拥有相对强大的陆军，在战略上占有优势。
斯巴达军队年复一年对阿提卡的破坏，给雅典经济以严重影响，如果斯巴达从战争开始就长驻阿提卡，雅典的失败也许会来的更早。
雅典虽拥有强大的水师，却不足以对斯巴达构成致命威胁，在战略上本就处于劣势。
其次，斯巴达实行贵族寡头政治，到处支持富人，得到希腊各邦富人的支持，雅典民主大体是公民之间相互平等的产物，富人虽占有一定的优势，却并不明显。
就前资本主义的阶级社会来说，由于主要生产资料土地被有产阶级控制，富人天然占有优势。
希腊各邦中，真正实行民主制的亦是少数，富人大多不满于在民主制度下所受的“压迫”
，是雅典各盟邦反叛的主要原因。
在雅典内部，同样存在亲斯巴达的贵族分子，他们数度准备推翻雅典民主，都因民主制度一直十分成功未能得逞。
公元前411年的寡头政变不过是其中成功的一例。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民主制对战争的结果有影响：富人不乐意支持战争，在内部制造动**，所以雅典的战败，是希腊的富有阶级打败了平等的民主政权，反映了民主的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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