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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通过树立文明人和野蛮人之间的差异，文明人就有了帮助野蛮人的可能性。
但为何是“必须的”
？康德认为这是人的实践理性中的“善的意志”
，即人追求真善美之极限的意志。
这种意志天生存在，以至于这种内在需要变得像是外界“强制”
的一样。
康德称之为“绝对命令”
，而且进一步设定了这个命令的发出者：“如果我们要树立一个与道德律的需要相符合的最后目的，我们就必须假定有一个道德的世界原因，那就是一位创世主……换句话说，假定有一位上帝。”
[26]
斯皮瓦克也认为，康德哲学在形式上的严密性使得它可以在为国家服务时遭到歪曲，使得“绝对命令”
变成帝国主义事业的合法性证明：只有把野蛮人首先变成人，才能使他本身被看成自己的目的。
[27]正是这种道德律令的殖民主义延伸，领土的扩张和征服才变成了欧洲帝国主义的神圣“使命”
。
我们才看到了拯救神话，才产生了《简·爱》中那种因为“改善种族”
而可以“无罪地站在上帝面前”
的里弗斯这样的崇高基督徒形象。
以真理的名义，艺术、宗教和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之间变得亲密协调，相互补充、相互阐释。
就像我们假定某些动物需要照顾，于是在我们的“仁慈”
和良心的驱使下，不得不把它们带进动物园关起来，以至于我们感动了动物们，也感动了自己。
大致说来，这就叫做“认知暴力”
。
“认知暴力”
无处不在，因为它有着认识论的根基。
帝国主义的殖民历史也许是这种逻辑最为壮观的社会历史实践。
尽管“认知暴力”
有这种“意想不到”
的作用，但它本身是一种“软暴力”
，不是简单的对抗性的。
因此，一方面，我们不能随意去谴责那些哲学家、艺术家；另一方面也不能忽视它的“后果”
。
斯皮瓦克在其文本分析中向我们展示了其后果的多元性和复杂性。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被“同化”
了的第三世界精英及其领导的民族独立运动，这造就了今天第三世界国家“独而不立”
的依附性处境。
另一个突出的后果是处于双重压制下的第三世界的底层。
在帝国主义的认知暴力和精英话语的双重作用下，他们要么就像印度“撒提”
习俗中自焚的寡妇那样处于完全沉默的境地，丧失了表达自己的可能性；要么就像《简·爱》中的伯莎·梅森一样既不能融入西方文化也不能回到本土文化之中，在两种力量的牵扯中找不回一个完整的自己，她的人格是分裂的，她的声音只能是“疯”
、“歇斯底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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