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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进化论思想为核心的包含着人道主义温情的周作人的儿童观，显然也无法避免它那个时代的局限性。
用生物进化观点来解释人类社会并企图以自然法则来建构人类文明新秩序的主张是有其明显消极面的。
从总体来说，人类的进步是无可阻挡的，总是前者为后者牺牲，后者比前者更有发展。
但联系人类社会发展的状况，尤其是具体到一定的时代与阶段时，那就不是用生物进化的道理所能解释得了的。
中国当时的社会现实尤其如此。
在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动**社会里，依然要去走正常的和平时代才有的人类进化的路，这只能是一种美好的愿望与不切实际的空想。
后期的周氏兄弟为什么走着不同乃至相反的道路，原因之一就是鲁迅在吸取了现实血淋淋的教训后将进化论作为思想的羁绊摆脱了，走上了社会学与阶级论，倡导为人生为社会的教育儿童的文学，成为清醒的现实主义者；而周作人则始终固守于人类进化的法则，脱不了“人类学”
的桎梏，依然将儿童文学作儿童“逍遥的花园”
，最终成为“生错了时代”
的理想（空想）主义者。
虽然这些是他们后期发生的事，但从这一“因果联系”
里就更易看出周作人儿童观中所潜伏着的危机了。
日本研究者汤山士美子在研究周作人的儿童观时发现：周作人儿童观关于“父母与子女关系从头至尾都在从祖先到子孙的血缘关系之内”
，没有像鲁迅那样“注目家族关系，却摆脱家族关系的范围，走上人类关系的高度”
。
因为“他”
（周作人——引者按）认为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本来已是‘两讫’，但究竟是一体的关系”
（《祖先崇拜》）（《我对鲁迅、周作人儿童观的几点看法》，载《鲁迅研究月刊》1988.1）。
这一认识是不符合实情的。
关于《祖先崇拜》一文的基本思想，前面已有介绍，不再辨析，这里再引他在此之前写的《儿童问题之初解》中的一段文字加以证明。
他在文中这样写道：“一国兴衰之大故虽原因复杂……然考国人思想视儿童重轻何如，要亦一重因也。
盖儿童者，未来之国民，是所以承继先业，即所以开发新化，如其善遂斯旧邦可新，绝国可续，不然，则虽当盛时而赫文明难为之继，东方国俗尚古守旧，重老而轻少，乃致民志颓丧，无由上征，彼以儿童属于家族而不知外有社会，以儿童属于祖先而不知上之有民族，以是之民为国后盾，虽闭关之世犹或不可，况在今乎！”
（下划线为引者所加）即使是到了五四时期，周作人的儿童观已悄然从20世纪初及绍兴时代的偏于国家、民族繁衍的立场更多地转向“人”
的健全发展的角度，即把“儿童的发现”
作为“人的发现”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而最终完成了他对“完全的人”
与“健全的人”
的形而上学设计，如果这不能说是站在人类意识的高度，那么他也同样强调“造就各个完成的个人，同时也就是世界社会的好分子”
的思想（《国荣与国耻》，载1921年7月23日《晨报副刊》），这些都很难说有囿于家族关系的因子。
[载《浙江师范大学学报》，19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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