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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辅仁大学读书时，每逢参加军训，我站队总也站不齐，开步走时，常分不清左右。
一九三二年，一位西班牙朋友从《辅仁杂志》上看到我英译的《王昭君》，就和我通上信，后来他提议同我搞点商业。
他寄给我一批刮脸刀，要我给他寄去几副宫灯。
他那里赚了钱，可我的刀片却统统送掉了。
我知道自己也不是经商的材料。
一九三四年傅作义将军听说我是蒙古族，又有体验草原生活的愿望，就邀我去内蒙古当个小官，而且当官之前还得先加入国民党。
这下可把我吓坏了，就赶紧进了无党派的《大公报》。
同样，一九四七年南京的中央政府通过《大公报》胡霖社长邀我去伦敦，接替叶公超任文化专员，我也是死命不干。
幸好，胡老板那时也不肯放。
在色彩当中，我更喜欢素淡，讨厌大红大绿。
在政治运动中，我倾向于站得远一些。
我诅咒“文革”
，不仅由于他们打砸抢杀，我也厌恶他们用的语言。
对不顺眼的，动不动就“炮轰”
“油煎”
“千刀万剐”
，对拥护的，一个“万岁”
还不够，要喊“万万万岁”
。
我能理解革命小将那时的**。
一九二五年北平学生抗议英国巡捕在上海南京路上枪杀中国工人和学生时，我何尝不也那么激烈过。
可是经过这几十年对人世的体验，我对人对事宁愿冷静地分析，而不喜贸然下结论。
像这样强调冷静客观，注定了我不是个革命家的材料。
就是在文学上，我对自己的才具也还有点自知之明。
三十年代一直想写写长篇。
一九三八年《梦之谷》脱稿之后，我就发誓不再写长篇了。
我自知在一块小天地里还能用心经营，却驾驭不了大场面。
但我总尽力把自己的职业文字写好。
我高兴一九三五年踏访鲁西水灾时写的《流民图》至今犹有人看，有的还被选入教科书。
十五年间（一九三五—一九五○）在《大公报》上发表的大量通讯特写，尽管不少是在鸡毛小店的油灯下或大军行进中赶出来的，但那都灌注了自己的心血。
我平素喜读讽刺小说。
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八年在上海时，试写过一些。
一九四九年以后，我翻译了讽刺小说《好兵帅克》《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以及加拿大里柯克的一些小品。
但每当我手痒想自己写写时，我总立刻把它管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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