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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长，就是“权变”
的意思，司马迁所谓“谋诈用而从（纵）衡（横）短长之说起”
（《六国年表序》）。
刘向以这类书中“有国别者八篇”
为基础，把其他各种册子的资料按国别、年代加以补充，删去重复，编辑成了《战国策》33篇。
因为这是根据不同来源的册子汇编而成，内容比较复杂，当然免不了有重复的地方。
就此书的流传脉络来看，刘向校录的《战国策》书流传至北宋时几无善本，高诱《注》亦无全书，曾巩访之于士大夫家，始尽得其书，后来王觉又得馆阁诸公家藏数本（并见姚本《战国策叙录》），这些士大夫或馆阁诸公的家藏本，可能有出于刘向编录以外的民间传本。
姚本于第二十一卷末注云：“集贤院本第二十一卷全不同，疑差互。”
由此可以看出这样差互而全不同的传本，绝不是同出于刘向校录本的。
战国末年，由秦国来完成统一大业的趋势已经形成，东方六国常常图谋合纵抵抗秦国，挽救自己的灭亡，因而纵横家的活动盛极一时，苏秦的游说词便广泛流行开来。
从历史的具体情形看，三号墓出土的这部帛书之所以会用近23的篇幅来记录苏秦游说词，不是偶然的。
在《汉书·艺文志》纵横家中，《苏子》就居于首位，篇数最多，多到31篇。
在今本《战国策》中，有关苏秦的资料，其数量也大大超过了其他纵横家。
正因为苏秦是纵横家学习模仿的榜样，他的游说词是练习游说用的主要脚本，其中就难免有许多是假托他编造出来的，不但夸张虚构，而且年代错乱、矛盾百出，这便是司马迁所谓的“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
的感慨。
关于这点，前人已经做过许多辨伪的工作。
今本《战国策》中，既有比较原始的苏秦资料，也有出于后人伪造虚构的东西，可说真伪参半。
而《史记·苏秦列传》所辑录的，几乎全是后人杜撰的长篇游说词。
因为司马迁误信这些游说词为真，误认为苏秦是和张仪同时对立的人物，反而把有关苏秦的原始资料抛弃了，或者把这些资料中的“苏秦”
改成“苏代”
或“苏厉”
。
因此战国中期有许多重要历史事件和苏秦活动有关的，真相就模糊不清。
马王堆三号汉墓帛书的出土，向人们提供了比较原始的苏秦资料，从而使研究者对这个长期纠缠不清的历史问题有了新的认识。
关于苏秦主要活动的年代，由于后人“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
的缘故，被弄糊涂了。
司马迁把他说成与张仪同时代，且是敌对的人物，死在张仪之前。
事实上，和张仪主要敌对的人物不是苏秦，而是公孙衍和陈轸。
当张仪在秦国当权的时候，苏秦只不过是个年轻的游说者。
苏秦的年辈要比张仪晚得多，张仪死在公元前310年，苏秦要晚死25年左右。
苏秦是在齐国因“阴与燕谋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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