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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他又问：“你洗过马没有？”
我说：“没有。”
我就告诉他中国人种田是不用马的。
于是老师就先教我洗马，他洗一面，我洗另一面。
他又问我会套车吗，我说也不会。
于是他又教我套车，老师套一边，我套一边，套好跳上去，兜一圈子。
接着就到农场做选种的实习工作，手起了泡，但仍继续地忍耐下去。
农复会的沈宗翰先生写一本《克难苦学记》，要我为他作一篇序，我也就替他做一篇很长的序。
我们那时学农的人很多，但只有沈宗翰先生赤过脚下过田，是惟一确实有农场经验的人。
学了一年，成绩还不错，功课都在八十五分以上。
第二年我就可以多选两个学分，于是我就选种果学，即种苹果学。
分上午讲课与下午实习。
上课倒没有什么，还甚感兴趣，下午实习，走入实习室，桌上有各色各样的苹果三十个，颜色有红的、有黄的、有青的……形状有圆的、有长的、有椭圆的、有四方的……要照着一本手册上的标准，去定每一苹果的学名。
蒂有多长？花是什么颜色？肉是甜是酸？是软是硬？弄了两个小时。
弄了半个小时一个都弄不了，满头大汗，真是冬天出大汗。
抬头一看，呀！
不对头，那些美国同学都做完跑光了，把苹果拿回去吃了。
他们不需剖开，因为他们比较熟习，查查册子后面的普通名词就可以定学名，在他们是很简单。
我只弄了一半，一半又是错的。
回去就自己问自己学这个有什么用？要是靠当时的活力与记性，用上一个晚上来强记，四百多个名字都可记下来应付考试。
但试想有什么用呢？那些苹果在我国烟台也没有，青岛也没有，安徽也没有……我认为科学的农学无用了，于是决定改行，那时正是民国元年，国内正在革命的时候，也许学别的东西更有好处。
那么，转系要以什么为标准呢？依自己的兴趣呢，还是看社会的需要？我年轻时候《留学日记》有一首诗，现在我也背不出来了。
我选课用什么做标准？听哥哥的话，看国家的需要，还是凭自己？只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我”
；一个是“社会”
，看看社会需要什么？国家需要什么？中国现代需要什么？但这个标准——社会上三百六十行，行行都需要，现在可以说三千六百行，从诺贝尔得奖人到修理马桶的，社会都需要，所以社会的标准并不重要。
因此，在定主意的时候，便要依着自我的兴趣了——即性之所近，力之所能。
我的兴趣在什么地方？与我性质相近的是什么？问我能做什么？对什么感兴趣？我便照着这个标准转到文学院了。
但又有一个困难，文科要缴费，而从康大中途退出，要赔出以前两年的学费，我也顾不得这些。
经过四位朋友的帮忙，由八十元减到三十五元，终于达成愿望。
在文学院以哲学为主，英国文学、经济、政治学三门为副。
后又以哲学为主，经济理论、英国文学为副科。
到哥伦比亚大学后，仍以哲学为主，以政治理论、英国文学为副。
我现在六十八岁了，人家问我学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学些什么。
我对文学也感兴趣，白话文方面也曾经有过一点小贡献。
在北大，我曾做过哲学系主任、外国文学系主任、英国文学系主任，中国文学系也做过四年的系主任，在北大文学院六个学系中，五系全做过主任。
现在我自己也不知道学些什么，我刚才讲过现在的青年太倾向于现实了，不凭性之能近，力之所能去选课。
譬如一位有作诗天才的人，不进中文系学作诗，而偏要去医学院学外科，那么文学院便失去了一个一流的诗人，而国内却添了一个三四流甚至五流的饭桶外科医生，这是国家的损失，也是你们自己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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