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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以为其根本旨趣，或在于更为多样生动的叙史方式，更为广泛灵活的材料使用，更为自觉的意义寻求和反思精神，更为浓烈的语言兴致……还有对于展示“过程”
高度看重，对于曾经存在的各种可能性尽量“呈现”
，等等。
而归根结底，其基础不外是对于文化“主动性”
作用的极度重视，以及从文化和社会互动的角度透视、把握、反思各种范围历史的空前自觉。
新世纪以来，关于西方的“新文化史”
，海峡两岸已有不少介绍和研究，且逐渐引起更多关注［可参见陈恒、耿相新主编：《新史学》第4辑《新文化史》，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周兵：《西方新文化史的兴起与走向》，载《河北学刊》，2004（6）。
他另著有博士论文《西方新文化史研究》；张仲民：《新文化史与中国研究》，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等］。
但实际上，对于西方这种既存的“新文化史”
，我们也当取借鉴和反省的双重态度，不应一味高唱赞歌。
［5］见前引刘禾《跨语际实践》的中文译本，第50页。
［6］关于现代性的内涵可从历史性和开放性两个维度来把握、即从历史和哲学的双重视角来认知一点，可参见黄兴涛；《清末民初新名词新概念的“现代性”
问题——兼谈“思想现代性”
与现代性“社会”
概念的中国认同》，载《天津社会科学》2005（4）。
［7］参见前引刘禾《跨语际实践》一书。
［8］在这方面，英国新文化史家彼得·伯克的认识或许更为机智。
他关于文化的论说也适用于语言。
他说：“按我的界定，强的相对主义者认为所有文化都是平等的，每一种文化都与别的文化一样好。
我的立场更具有怀疑论色彩。
我是一个弱的文化相对主义者。
我不认为我们能够知道各种文化是否平等，因此聪明的办法或许是照此行事：认为每一种文化都可以给别的每一种文化某些教益！
……由这种立场出发，在我眼中，某些文化长于某些方面，别的文化则长于别的方面。”
（见［英］玛丽亚·露西娅·帕拉蕾丝-伯克编，彭刚译：《新史学：自白与对话》，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68页。
）
［9］2007年3月，在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召开的“东亚科学与艺术综合研究的继续发展”
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笔者发表了关于这一问题的报告，并与孙江、刘建辉、陈力卫、冯天瑜、方维规、荒川清秀、铃木贞美、吉泽诚一郎、川尻文彦、杨念群、王奇生、陈建华、张寿安、岩月纯一等学者围绕此问题展开热烈讨论，获益匪浅，而看法愈坚。
［10］在此问题以及汉语在清末民初被强烈激发出“现代化”
诉求一点上，夏明方教授曾给予笔者很好的启发意见。
［11］有关这一问题的进一步辨析，请参看本书附录二。
［12］如1925年1月，刘半农在给周作人的信中就写道：“说起文学，我真万分对她不起，她原是我的心肝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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