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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文化史研究的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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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文化史研究”
，首先要涉及对“文化史”
的理解问题。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文化史特别是近代中国文化史的研究一直在持续进行，甚至某种程度上还可以称得上繁荣，但该领域的研究者们对于文化史的理论反思，却是始终不足的，即便与国内学界社会史的理论探讨相比，也要远为逊色。
80年代之初，周谷城前辈提倡“草鞋没样，边打边像”
，建议文化史的研究者们先按照各自的理解去埋头著述，暂不要过多地去进行理论方面的讨论。
这一做法在当时也许存在某种必要性，但由此导致的对于文化史学理论的忽略及其认知的局限性，如今已是越来越成为制约文化史研究进一步深化的重要因素了。
（一）
这些年，国内学界专门探讨文化史理论的论著极少。
在笔者所见到的为数不多的专论中，常金仓先生的《穷变通久——文化史学的理论与实践》一书值得一提。
该书作者不满于国内的许多研究停留在文化人物和事件的描述、评判水平，以及对文化各门类的拼盘组合层次之现状，极力强调文化本身及其研究的统一性和整体性，这对于现今的文化史研究不无针砭意义。
在这方面，他主要是继承和发挥了日本文化史家石田一良的某些观点。
石田一良指出：“对文化史学的最大误解，是将‘文化’视为相对于政治及经济的，有关宗教、学术、艺术等的狭义的文化现象，从而把‘文化史’看做是部分地或综合地记述该类历史的一种特殊史”
［1］。
常金仓加以发挥道：“历史学家之所以采取文化史的研究策略，正是要把人类的全部历史当作文化加以整体的考察，正是这个整体性才能克服旧式叙事史的个别性和独特性，从而发现文化发展的一般原理。
政治、经济、宗教、哲学、风俗习惯、伦理道德、文学艺术、学术思想都是文化的表现形式，如果把他们割裂开来分别研究，犹如将一个人肢解以后再去研究他的各种生理活动一样”
［2］。
基于此种认识，常氏还明确声称，文化史学的任务就是要超越“处于事件、人物水平上的最肤浅、最粗糙的历史学”
层次，而须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由事件人物表现出来的各种文化现象上”
，“文化史学家的第一件事就是从大量的事实中捕捉、发现、确定文化现象”
，然后加以阐释解析。
至于采用何种研究方法可行，他则诉之于所谓的“以文化解释文化”
的策略，即“把一种文化现象分解为若干相对单纯的文化要素”
，再努力去揭示这些要素之间的“组合方式”
。
在他看来，“文化只有靠它自身才能得到令人满意的解释”
，借助于自然环境等文化以外的因素来解释文化，都是无济于事的［3］。
此种观点，受到了怀特《文化的科学——人类与文明研究》一书某些说法的影响（怀特曾说：“根据文化以解释文化不过是说，文化要素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而形成新的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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