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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导到处种粮食，即所谓的“以粮为纲”
，哪怕房前屋后有一小块地，都要种上向日葵、南瓜等等，恨不得把所有的树都挖掉改种粮食，可是结果怎么样呢，依然不够吃的。
还有钢铁也是如此，“以钢为纲”
大炼钢铁，钢铁反而不够用。
后来不大炼钢铁了，我国的钢产量全球第一。
除了这种国有企业的安全定位错误外，还有财政定位的错误。
什么时候国有企业效益不好了，国家的财政包袱就会变得很大；可是国有企业的效益好了又怎么样呢？以前可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我国过去提政企分开，砍掉了一批部委，目的之一就是要让这些国有企业的财务和财政分开，亏了自己想办法，不再成为政府包袱，同时也减少一些利用国家权力挣钱的机会。
可是没想到，2003年后国有企业的效益好了，当时全国的财政收入是3万亿元，而国有企业的盈利是1.6万亿元，所以就不知道这些钱怎么用，于是引发了金融动**——道理很简单：这些国有企业所挣的钱不应该是政府的，也不会给政府，所以只能东奔西突，必定要在哪里出点问题。
就好比你要让保姆给你挣钱，那你还要雇她干什么呢？
关于国有企业成为国家供养利益集团的事例，最典型的是煤矿。
小煤窑是当地百姓致富的重要途径，可是大煤窑是国有企业，与当地百姓就没有多大的关系。
煤挖完了，钱拿走了，工厂搬了，然后地就塌了，因为下面被挖空了。
而这时候的地上是不能住人的，只能种树，所以这国有煤矿一走就什么都没有了。
所以能看到，凡是哪里有这种大项目的，将来基本上都要成为那个地方本地化发展的重灾区。
这就与国有企业的定位不当有关。
企业如果有亲疏远近，自主创业者也就没法创了。
案例
不拼爹难以支撑12个月
对于赤手空拳的大学生来说，个人、家庭、企业、地区之间的巨大差异，使得他们的创业道路和创业目标悬殊太大。
所谓“功夫在诗外”
。
著名天使投资人薛蛮子断言，“目前中国的现实是，一个年轻人，除非他家里有特殊关系，否则绝大多数都不可能有资本维持公司运转12个月。
在中国，开办公司的启动资金越来越高，以前开办一个公司几万块钱就可以了，现在没有几十万块钱，想都不要想。”
[3]
薛蛮子是有资格说这话的。
早在1991年，他就投资25万美元在创业初期的UT斯达康上，2000年UT斯达康在美国上市时，薛蛮子共获得1.25亿美元的回报，理所当然成为我国最早期的风险投资者之一。
这10多年来，薛蛮子可以说见证了我国创业环境的沧桑变化。
他说，20世纪90年代末，搜狐的张朝阳、新浪的王志东、网易的丁磊出来创业时，国内的创业环境还比较恶劣，正是得益于美国的风险投资，这三家公司才成为今天的三大门户。
接下来，百度、腾讯、阿里巴巴成了我国第二代创业大潮中的代表，基本上同样是国外的风险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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