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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种急功近利不仅仅是大学生创业者独有的，整个社会也是如此。
例如，浙商研究会执行会长杨轶清就认为，在持续多年的房地产暴利和股权投资“n10倍神话”
（公司上市往往意味着会有数十倍的回报）的激励下，“政府和企业的进步都不大：企业不争气，政府不像话。”
[2]
他举例说，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秘书长陈永杰曾经参与“新非公36条”
[3]文件的起草，担任文件起草工作组副组长。
2011年6月，该文件已经颁布一年多了，可是一些重要部门依然没有任何动静；不但如此，有些部门政策甚至还与“新非公36条”
相违背。
一些政府部门宁愿积极主动地支持国有投资，也不愿意让民间投资进入，从行业看主要体现在铁路、能源、金融、市政公共事业等重要领域；来自旧有经济部门的垄断甚至还有强化趋势，这与当初颁布文件时中央政府的态度截然相反。
这种情形很容易使人想到明朝庞大的文官势力集团将皇帝的权威消解得无影无踪、最后还不知道该追究谁的责任的一幕。
现在，既得利益集团娴熟地运用多种方法把中央政策的权威大打折扣，即使最后不了了之，你都不知道该去责罚谁。
这些消解措施各种各样，最常见的是提高行业准入条件、行业集中度、淘汰落后产能、整顿行业秩序等。
许多标准都是以国有大中型企业为标杆的，这在客观上就把民营企业排挤在外了，你还找不到辩驳它们的理由。
除此以外，直接阻碍政策执行的也不少。
例如，“新非公36条”
明确提出，“允许民间资本兴办金融机构，鼓励民间资本发起和参与设立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金融机构。”
可是金融机构仍然执行2008年的规定，即发起成立村镇银行必须由商业银行作为控股股东，这就形成了抵触，表现为金融部门的急功近利。
大学生创业者的急功近利与旧有经济部门的急功近利相争，无疑是以卵击石，战争还没开始，就知道胜负结果了。
案例
没有生活压力，就没有赚钱动力
说大学生自主创业是逼出来的，基于这样两种现象：绝大多数创业者是那些穷孩子，因为家里穷，所以他们更想摆脱贫穷；少部分是家庭条件富裕的孩子，他们从小就受家人创业环境的熏陶，也不怎么缺创业资金，所以就权当练手干起来了。
但总体看，如果一个人没有生活压力，就会更喜欢安于现状，“不求上进”
。
刘统洲1986年出生在河南农村，父母都是农民，既没有家庭背景，也没有经济实力。
他的创业就是读大学时为解决生活费难题开始的。
读武昌理工学院时，他每月的生活费只有600多元，每个月的牙膏、牙刷、洗衣粉、洗澡、理发等费用至少要100元，电话费至少要50元，朋友聚餐什么的每次也要100元，剩下的伙食费每天不到10元。
所以“穷则思变”
，他必须想办法挣钱来补贴生活费。
读大一时，同学鼓动他去给别人做培训，他觉得自己的河南方言太重，没自信；但听到对方这位广东同学也敢上台，就硬着头皮去了。
台下坐的是四五十名大学生，他一口气讲了两个小时，赚了500元。
接下来放暑假时，他从武汉购进一批手机到自己的高中母校去出售，一个月下来赚了几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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