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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簋器铭》（图4-1）在史料上极为珍贵，第一次明确记录了武王征商的时间，在书法上也显示出一种博大的气象。
略显平实笨拙的线条弱化了线与面、粗与细的对比。
虽然这种作风并不那么自觉，但是从一开始就已预示了西周书法将来独具的品格。
《保卣器盖铭》（图4-2）的章法微有变化，铭中“遘”
字在二铭中，其一处于五行之末，其一置于六行之首，两相对照，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书写者对于书法的脉络相循与“一动万随”
的微妙调整。
殷商金文通常是器盖一以铭，一以族徽标识，二者分立有别，西周器盖同铭以此为开端，同铭而微有调整，章法行气的玄机于此处泄露不少。
康昭之世，以重器《大盂鼎》（图4-3）为发端，开始了西周书法的秩序建构。
大盂鼎，高101.9厘米，口径77.8厘米。
圆形，立耳，深腹，三柱足，颈及足上部饰兽面纹。
为康王时贵族盂所作的祭器。
传为清代道光初年于陕西岐山礼村出土。
《大盂鼎》造型雄浑，工艺精湛。
其内壁铸有铭文19行291字，记述康王命盂管理兵戎，并赐给香酒、命服、车马及1700余名奴隶之事，为研究西周奴隶制度的重要史料。
原器出土之初，为岐山豪绅宋金鉴所有。
后因家道中落，此鼎被其后人以七百两银子转让到西安。
后来，又曾一度为左宗棠所有，数年后为答谢潘祖荫的厚恩，左宗棠以此鼎相赠。
此后，大盂鼎便成为潘家的传世之宝，供于苏州潘家大堂。
一九五二年由潘氏后人献给国家，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图4-3
铭文载康王向盂叙述周文王、周武王的立国经验。
认为文王、武王得以卓越的业绩立国，主要是由于其臣属从不酗酒，每逢祭祀，认真、恭敬，而商王的亡国教训就在于沉迷于酒。
由此告诫盂要效法祖先，忠心辅佐王室，并赐盂命服、车马、酒与邦司、人鬲等。
盂在铭文中说明作此鼎也是为了祭祀其祖父南公。
大盂鼎铭文是史家研究周代分封制和周王与臣属关系的重要史料，一向为史学家所重视。
此鼎书法精整浑朴，停匀中不乏自然错落之致，大气而优雅，为金文之代表作之一。
到昭王时期的《召卣器铭》，线条已经很圆劲匀畅，无论笔法、结构、章法都很接近西周书法的典型。
鼎盛期的作品以穆王时期的《录伯冬簋》为最初的代表，其时佳作迭出，如《师酉簋器铭》《师奎父鼎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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