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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的书再版时，季羡林先生也称赞这套丛书，给丛书写了三段评语。
其中第一段说:“‘文体学丛书’是一套质量高、选题新、创见多、富有开拓性、前沿性的好书。
以前我们对文体问题、对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有关文体的思想遗产研究、总结得很不够，因而这套丛书的出版对文艺学的学科建设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
季先生的评价让我受宠若惊。
而我的学生莫言在听了我的“创作美学”
课程后，所记住的就是那个用来说明文体创造的“轻轻的呼吸”
的故事，这也让我感到些微的安慰。
文学理论作为学科建设，我一直觉得应在中、西、古、今四个主体间进行平等的对话，互通有无，互相补充，互构互动，互相发明，既借鉴西方的有益的观点，又不失中国民族之地位。
当文学理论能利用历史留给我们的全部资源的时候，文学理论的学科建设就可以获得成功。
这就是我在“比较诗学”
上下了较大工夫的原因。
新时期三十余年来，我一直把文艺学当成一个学科来建设。
就整个文艺学的学科建设而言，我认为要走古今对话、中西对话的路。
我深深体会到文艺学的真理不在一家一派手里，而在各家各派手里。
因此古今对话、中西对话，是关系到开发文艺学建设的资源问题。
我把“古”
“今”
“中”
“西”
理解为四个“对话”
的主体，通过这种对话，我们才能把包括古今中外一切含有真理性的东西吸收过来，才可能进行综合，并建立起具有新质的中国的现代的文学理论。
20世纪90年代我提出了古代文论研究的学术策略是:第一，历史原则。
把古代文论的资料置放到产生它的历史文化语境中考察，尽可能恢复其本来面貌。
只有这样才可能激活历史资料的生命。
尽管这不可能完全做到，但一定要尽力去做。
脱离开原有的历史文化语境的研究是不可取的。
第二，对话原则。
把“古”
“今”
“中”
“西”
理解为四个平等的“对话”
的主体。
通过古今对话和中西对话，互相补充，互相发明，互相贯通。
把古今中外一切具有生命力的观点和方法置于我们的视野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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