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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施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实际上需要学界更多的学人加入进来才能完成。
从目前的情况看，他本人主要致力于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工作，这一方面是对1996年以来文学理论界“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
的一种响应，一方面也是他近年来所倡导的“文化诗学”
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为在他看来，“文化诗学”
首先关注的问题就是古今问题，而对古代文论研究的目的又是拯救和重构我们现代人的灵魂。
这样，在“文化诗学”
所要解决的古今问题上，童庆炳根据他近年来极力倡导的“古今对话”
和“中西对话”
的原则，已经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操作方案，找到了古代文论现代阐释的一把钥匙。
[20]除此之外，童庆炳已开始了对中国现代文论新传统的思考[21]，并且也不时地介入到当下的文学与文化现实中，对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和让人眼花缭乱的现象进行了高屋建瓴的辨析和批判（如对“新现实主义小说”
和文化产业等）[22]，所有这些，又在一个更加显著的层面呈现出他对现实的关注。
于是，在童庆炳的思考与研究中，“文化诗学”
中“现实性品格”
与“审美性品格”
的两个轮子已转动起来。
如果更多的学人能加入到“文化诗学”
的阵营中，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将呈现出光明的前景。
[1]本篇论文作者为赵勇。
[2]童庆炳:《童庆炳文学五说》，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3]近年来，童庆炳论及“文化诗学”
的文章与专著主要有:《植根于现实土壤的“文化诗学”
》，《文学评论》2006年第1期;《文化与诗学丛书·总序》，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新理性精神与文化诗学》，《东南学术》2001年第2期;《我所理解的“文化研究”
:问题意识与文化诗学》，见《“文艺学与文化研究”
研讨会上的发言》2000年;《中华古代文论的现代视野》，《东方丛刊》2002年第1期;《再论中华古代文论研究的现代视野》，《中国文化研究》2001年第4期;《文艺学创新:以20世纪中国现代传统为起点》，《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现代学术视野中的中华古代文论》，北京出版社2002年版。
[4]王岳川:《新历史主义的文化诗学》，《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
[5]陈平原:《学者的人间情怀》，《读书》1993年第5期。
[6]童庆炳:《植根于现实土壤的“文化诗学”
》，《文学评论》2001年第6期。
[7]参阅童庆炳:《植根于现实土壤的“文化诗学”
》，《文学评论》2001年第6期。
[8]乔纳森·卡勒:《当代学术入门:文学理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6~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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