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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优先的原则是十分重要的。
这里刘勰所说的寻、尺、寸，也是指篇、章、句、字词的修饰，但强调整体优先。
由此看来，刘勰认为文学修辞包括两个过程:一个过程是由篇到章到句到字词的加工，即由整体到部分，在实际创作中，作家对于自己笔下所写的作品的情调、色泽等先有整体的构思，然后才设想具体安排字词、句子、章节时的加工，我们似可以称为“大修辞”
;一个过程是由字词到句子到章节到全篇，即由部分到整体，就是说细部的加工会影响到整体的效果，特别是关键的细节的加工，甚至可以决定整篇的情调和色泽等，我们似可称为“小修辞”
。
如果我们同意刘勰对文学修辞的这种辩证的理解的话，文学修辞的要素是包含了字词、句子、章节和全篇这四者的独特的加工活动。
作家面对的是取自社会生活的题材，他们用特有的程序对题材进行独特的加工，结果是这来自社会生活的题材被提升到审美事实，形成了文学作品。
如果我们把来自社会生活的题材与加工过的作品进行比较，我们就会发现文学修辞的程序。
文学修辞对作家而言，是艺术加工中的言语的双向的运动。
一方面，要充分考虑整体言语的修辞效果，从这里出发去追求细部的修辞艺术;另一方面，充分考虑到细部言语的修辞效果，从这里出发去追求整体的修辞艺术。
文学修辞具有什么性质和作用呢?
首先，来谈谈文学修辞的性质问题。
文学的题材来自社会生活，它能不能转变成文学作品，受许多因素的影响，文学修辞就是其中最重要的影响之一。
我们不能仅仅把文学修辞仅仅看成一种字词、句子、章节、修辞格等语言工具的运用。
按照现代的语言观，语言符号对于人来说就是一种存在，在人类有了语言符号之后，语言符号始终先于人而存在。
因此，人一出生，就落入语言的网络中，人们不但不可能从语言符号中挣脱出来，而且不得不通过语言去看这世界。
这一点我们在第六章中已经详细讨论过，这里就不赘述了。
这里我们要强调的是语言的修辞性问题。
语言的本质是语法还是修辞，结构主义的索绪尔强调的是语法，强调语言是共时性的语法规则，修辞只是语法中的一个子项。
这种看法认为共时性的语法，才能使符号清楚表达意义，而且主旨才会凸显出来。
但后来的解构主义强调语言的本质是修辞，修辞破坏语法的规范，文学的歧义、朦胧、不可解才得以产生。
因此，解构主义认为语言的本质是修辞性的。
我的看法是世界是“结构——解构”
的运动，语言中既有结构的性质，也有解构的性质，既是共时的，也是历时的，因此语言的本质既是语法，也是修辞。
语言的语法性使文学作品意义获得明晰的审美信息，语言的修辞，特别是偏离性的修辞，则又使作品意义获得含混性、朦胧性和歧义性，这前后两种结合正是优秀文学作品可解不可解的原因。
例如，杜甫的《春望》中的句子“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
其修辞的特点是模糊主语，让读者摸不清楚主语是什么。
一方面它的审美信息是清晰的，那就是对“安史之乱”
所造成的国恨家仇感到忧心与愤怒;但另一方面它的审美信息具体说来又是不清晰的，这里是说人看到花后不觉流下眼泪，见到鸟也觉得惊心呢，还是说在那混乱的时候连花也溅泪鸟也惊心呢?就可以做出不同的解释，因此这里又充满歧义和含混。
同样，李商隐的《无题》（“相见时难”
）全诗用了比喻、象征、对偶等修辞手段，它具有结构性，意思总的说是清楚的，那就是“怀人”
;但又具有解构性，诗中究竟是怀念什么人的或求助什么人呢?则是不清楚的。
一说认为此诗作于大中五年，当时李商隐在徐州卢弘止处当任幕僚，卢弘止死，李商隐从徐州到长安，因为长期在外做幕僚，感到无聊，想通过关系进翰林府。
他想向当时出任宰相的令狐绹陈情。
但又没有门路，很难见到，所以说“相见时难别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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