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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西方的“文化研究”
的问题意识是很清楚的，他们提出的几个重要的范畴“阶级”
“性别”
“种族”
，后来美国赛义德提出的“东方主义”
，都是有的放矢的，有现实根据的。
但是中国的热衷于文化研究的学者，仍然是借用西方人的这些范畴来分析问题。
如用“女权主义”
或“女性主义”
的概念来分析中国当代的作品，就不免隔靴搔痒了。
问题意识的缺失，使得中国的文化研究虽然热闹一时，却收获很小。
其次，文化研究对于文学理论与批评不但没有起到正面作用，反而是显露出了负面作用。
其一，文化研究并不总是以文学为研究对象，甚至完全不以文学为研究对象。
在更多的情况下，文化研究或文化批评往往是一种社会学的、政治学的批评，其对象与文学无关，纯粹在那里讲解阶级斗争、性别冲突和种族矛盾;其方法又往往是“反诗意”
（这是文化研究论者自己的话）的。
如果把这些仅仅出于某个具有文学批评家身份的人的社会学批评、政治学批评著作，硬说是文学研究岂不令人费解吗?至于它的读者很多，得到很高的评价，那是作为社会学、政治学著作所得到的礼遇，与文学批评又有何关系?其二，文化研究或文化批评理论本身具有公式化的局限性。
无论是文化研究中的重要的女权主义、东方主义、后殖民主义，作为一种理论模式，与我们十分熟悉的阶级斗争理论的公式是十分相像的，革命阶级反革命阶级，男性女性，西方东方，文化殖民反文化殖民等，推导的方法也十分相似，结论也产生于解读作品之前，总之都是同一种二元对立的理论模式。
如果我们用这种文化理论去解读题材相关的作品，那么无论作品本身的优劣（难道文学批评不是要把优秀的作品和低劣的作品区分开来吗），所解读出来的东西是一样的（难道文学批评不是要把不同作品解读出来吗），这种视角先行的模式单一的文学批评，不但使解读作品的内容和意义趋同化，失去了作品的思想和艺术个性，使文学批评非思想化、非艺术化，而且那解读必然是平面的，缺少深度的。
因为文化研究关注的只是理论本身，对文学文本的解读只是一种例证。
更进一步说，这种由于理论公式化导致文学批评刻板化的倾向，也必然远离文化研究人文关怀的初衷。
人文关怀有三要素:尊重人的不同经验，捍卫人的尊严，尊重人的不同思想，但文化批评理论本身的缺失，恰好把不同的经验、个性、思想都趋同化模式化刻板化了，这不能不说与人文关怀是背道而驰的。
也许正是基于这个原因，西方文化批评大家赛义德在他逝世前几年，就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认为理论走入歧途，影响了人们对文学的热爱，他痛心疾首地感叹:“如今文学已经从……课程设置中消失”
，取而代之的都是那些“残缺破碎、充满行话俚语的科目”
。
回到文学文本，回到艺术，才是理论发展的正途。
从一定意义上说，文学可以说是被一波又一波的高调理论喊衰的。
[18]
正是基于上面这种认识，我认为不要把文化批评与文学批评简单等同起来。
文化批评不等于文学批评。
试图用文化批评取代文学批评，一味在文艺学界喊“文化转向”
是不可取的。
本来，文学的内容是千差万别的，文学的风貌是仪态万千的，文学的情感是多姿多彩的，文学的形象是栩栩如生的，文学的境界是余味无穷的，文学的语言更是千姿百态的，文学本身就是一个无比丰富的世界，好，现在遇到了文化批评固有的模式的“大刀”
，不容分说，一下子把你砍成几大块，还说这是最新潮的文学批评。
这样的文学批评究竟是能让作家感到欣慰呢，还是能让读者感到满意?
如果文化研究或文化批评有上面这些问题，那么单纯用文化研究或文化批评的标准来勘探文艺学的边界，一味叫喊文艺学的“越界”
和“扩容”
是合理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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