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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愁魂”
“孤影”
“残更”
“雁字”
“春山”
“夕阳”
等词语，由于反复使用，其表现功能已经耗损殆尽，再用这些套话作诗，就必然引起人们感觉的自动化、习惯化，而使诗篇失去起码的表现力。
由此可见，杜甫要求出语“惊人”
、韩愈要求“陈言务去”
是有充分的心理学依据的。
更进一步说，杜甫和韩愈的文学语言创新理论，实际上是要求文学语言在某种程度上疏离与异化普通言语及用法。
因为如果对普通言语及用法完全没有距离，没有丝毫的疏离与异化，那么也就必然是陈言累篇，达不到惊人的效果。
“文学话语疏离或异化普通语言;然而，它在这样做的时候，却使我们能够更加充分和深入地占有经验。
平时，我们呼吸于空气之中但却意识不到它的存在;像语言一样，它就是我们的活动环境。
但是，如果空气突然变浓或受到污染，他就会迫使我们警惕自己的呼吸，结果可能是我们的生命体验的加强。”
[12]对于这个心理学规律，韩愈、李渔都似乎认识到了。
韩愈在《答刘正天书》中谈到语言必须创新时说:“夫为物朝夕所见者，人皆不注视也;及睹其异者，则共观而言之，夫文岂异于是乎?”
又说:“足下家中万物，皆赖而用也;然其所珍爱者，必非常物。
夫君子之于文，岂异乎是乎?”
这就是说，对视觉而言，一般地讲，寻常之物不能成为一种强烈刺激，不能引起我们的重视。
诗人、作家创作中使用的词语也是这样，某些异态的、扭曲的、偏离普通言语的词语，就易于引起读者的重视，而且有惊人的艺术力量。
中国古代诗话、词话、小说评点中都有丰富的文学修辞的精彩之论，限于时间不能一一谈到。
（二）西方20世纪文学修辞批评论简述
西方的文学修辞批评论也有长久的历史。
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出于当时学派论辩的需要，也很重视对话和演说中的文学修辞。
20世纪以来，俄国形式主义文论，英美新批评文论，结构主义文论，都由于其文学观念转向语言，文学修辞批评问题就更加显示出它的重要性。
这里我们不打算全面系统介绍他们的观点，而只是从文学修辞批评的角度做一些简述。
第一，俄国形式主义文学批评流派的文学修辞批评。
俄国形式主义批评是兴起于1915年至1930年的文学理论批评流派。
“形式主义”
并不是他们的自称，是批判他们的人给予的蔑称。
其代表人物都是当年一些年轻语言学家，如雅各布森、什克洛夫斯基等。
这些年轻的语言学家感觉到在当时的俄国，文艺学都被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所统治，没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成为别的学科的婢女，因此他们要从语言的角度切入，寻找文学区别于非文学的特性，让文学理论回到科学的道路上来。
他们首次提出了“文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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