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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理论问题》的发言，并发表在1983年第4期的《文艺理论研究》上。
文中钱中文先生详细梳理了巴赫金“复调小说”
理论的由来及其存在的问题。
钱中文认为由于巴赫金在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时发现了一种与过去“由作者统领全局，虽然其中不同人物相互交织，但不过是一种‘同音齐唱’，是一种‘独白小说’”
不同的新的“全面对话的小说”
，因此巴赫金称之为“复调小说”
，其中“对话”
是“复调”
的理论基础。
钱中文先生认为:“巴赫金的‘复调’理论的独特之处，在于通过它来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确实能够引导人们深入到这位俄国作家的艺术世界中去，发现与了解他的别具一格的艺术特征。”
[25]文中，钱中文先生还就人物关系结构、小说结构等的“微型对话”
“大型对话”
做了具体生动的分析，还进一步就巴赫金“复调小说”
理论中“复调”
的界限作用提出了自己不同的看法，颇具慧眼。
以“对话”
为基础的“复调”
理论渗透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创作的各个方面，在巴赫金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不仅人物是对话的（其中又包含着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对话，人物内心的对话、人物与作者之间的对话），情节结构是对话的，语言也是对话的（巴赫金认为对话关系是“超语言学的研究对象”
，“正是这种关系，这种决定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语言结构特点的对话关系，在这里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26]）。
这种建立在“对话”
为基础之上的“复调”
小说表现在作品的艺术层面上，不仅使小说的艺术视角、叙事模式较之传统的独白型小说更加富于变化，同时因“对话”
带来的艺术视察也由“历史性”
向“共时性”
发生位移。
巴赫金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艺术观察中的一个基本范畴，不是形成过程，而是同时共存和相互作用。
他观察和思考自己的世界，主要是在空间的存在里，而不是在时间的流程中。”
[27]这种共时性的艺术视察也注定了巴赫金在作品分析中夹杂着强烈的时代色彩，具有浓厚的现实问题意识和人文关怀。
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之所以是“文化诗学”
的成功实践，主要在于巴赫金由内及外，从体裁、语言看出思想文化，又回过来从思想文化考察体裁与语言——由外而内的分析视角。
这种内外结合、双向贯通，“打通”
文本内外关联的研究策略正是我们当下学人一直提倡的“文化诗学”
研究的基本路径。
姚爱斌博士就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文化诗学旨在超越文学理论史上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区分甚至对立，实现内部批评与外部批评的融合与贯通，在此基础上辩证地确立文艺学在新的社会语境和学术语境中所必需的学科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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